本报记者郭少雅

　　8月10日，久不降雨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骄阳之下，人的皮肤被晒得火辣辣地疼。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广君，正指导着24位年轻人进行草原昆虫的样品收集工作。

　　“连续扫网一百次，将收集到的昆虫放入含有乙醚的毒瓶内杀死，准确记录昆虫收集的时间和地点，在保证昆虫肢体完整的基础上进行害虫鉴定分类和标本制作工作。”王广君指导的是来自不同中央国家机关单位的青年干部——他们是由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组织的“根在基层·青春担当”第96调研团，将在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盟的农业部锡林郭勒草原有害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开展为期5天的调研工作。

　　坚决不能让蝗虫飞起来

　　锡林郭勒草原有害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地处锡林郭勒大草原腹地，我国北方草原与农牧交错区。简陋的平房里，观测鉴别草原有害生物的实验仪器一应俱全。王广君带着调研团成员鉴别了他们从草原上收集来的昆虫，并对其中的有害生物进行了详细地讲解。

　　“第一次知道草原要面临如此多的生物灾害，蝗虫、毛虫、叶甲虫、金龟子都可能会使草原陷入重大虫灾。”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王延磊意识到，“原来草原上的草，不仅仅是年复一年地春风吹又生，还需要科研工作者日复一日地对有害生物进行长期系统的监测。”

　　蝗灾是最严重的草原虫灾之一。1996年到2005年，锡林郭勒草原上曾经连续十年草原蝗灾大面积爆发，最严重的时候，虫口密度达到150头/平方米。“蝗虫甚至飞进城市里，铺满了整个街道。”王广君向调研团团员介绍了草原蝗虫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生态灾害，“坚决不能让蝗虫飞起来，是我们草原病虫害防控工作者的重要工作目标。”

　　为了将蝗虫消灭在破坏力巨大的“迁飞”之前，中国农科院的一线科研工作者在蝗虫的监测预警上付出了巨大辛劳。每年春季，从每平方米的蝗虫虫卵数到虫卵孵化率，很多关键数据需要草原植保研究人员趴在草地上，连续几个小时进行工作。一旦发现数量超过警戒线，马上会通知各个草原站的工作人员采取相应措施治虫，确保“蝗虫飞不起来”。

　　草原需要更多绿色守护者

　　要治虫，便需要用药。化学农药在有效快速消除虫灾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破坏着草原的有益昆虫和鸟类，打破了草原上的生态平衡。植物农药、生物防治、天敌防治等绿色防控手段在草原病虫害防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年里有大半年时间耗在草原实验站的硕士研究生秦兴虎，颇为得意于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发的绿僵菌防虫技术：“绿僵菌的孢子可以附着蝗虫体壁萌发侵染虫体，一个星期左右，喷洒了绿僵菌药剂区域的蝗虫就开始大批量死亡，半个月后蝗虫死亡率可以达到80%。最重要的是，施放过绿僵菌的草原可以长期将害虫种群控制在低密度，同时促进牧草的生长。”

　　为了研究蝗虫的习性，秦兴虎每天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养蝗虫”——将一定数量的蝗虫扣在一片一米见方的草丛中，再通过对比草量的损失来确定蝗虫危害。

　　“草原需要更多像他这样有知识有能力的科研人才来做守护者。”来自质检总局的付饶说，“草原上的科研工作者真的是一群可爱又可敬的人，应该为草原培育更多的人才来守护这片绿色。”

　　将生态保护因素纳入有害生物防控理念

　　“每一种虫害防治，都有一个经济阈值。过去，我们的防治理念更多地是从经济损失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对有害生物的容忍度。现在，我们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因素纳入防控理念，这意味着，我们对有害生物的容忍度更高了。”王广君向团员们介绍的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新理念引起了团员们的共鸣。

　　在天然植被得到良好保护的灰梁腾植物园采集植物和昆虫样品的调研团团员们第一次看到了大片的野生柳兰，紫色的花朵摇曳在绿色的草原上。这样大片的野生柳兰，唯有在生态环境极佳的区域中才可能出现。“草原的生态环境美丽而脆弱，需要我们科学而细心地呵护。”来自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毕一鸣说。

　　在农科院草原研究所的草原生态保护示范基地上，科研人员萨如拉向团员们展示了他们在羊群密度与草原牧草生长关系方面的科研成果。研究表明，适度的放牧可以增加草原牧草的总体产量，但是一旦过量，便会对草原的牧草持续生产力形成破坏。

　　来自农业部机关服务局的张骁说：“在草原上与一线科研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草原病虫害防治和生态保护的艰巨性。这些体验和认识将会带入我今后为三农服务的工作中。尊重科学，敬畏自然，按规律办事方能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