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在人生的前几十年一直被赋予旗手的位置，压力和误读都同样的大，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

　　“远离故乡是忠于大地的保证”，不熟悉北岛先生的人，不能明白当中的吊诡逻辑。2007年，谁也没想到57岁的北岛会在中国香港留下，北岛自己也没想到。但这又像是理所当然的，这位具有最高国际知名度的中国诗人，注定会在香港——这个汉语与英语的夹缝中倔强生长的小岛——找到自己着力的基点。

　　中风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60岁前后的北岛，在香港迎来两件大事，一是他创办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两年一度，成为香港乃至中国最重大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二就是一场大病，祸福相倚，给予他下半生新的可能性。

　　北岛说中风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那一瞬间，我束手无策，由医生决定命运”。最大障碍是语言。病后2个月左右，香港言语治疗专家对他摇摇头说，他的语言能力只有50%，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那我只好送比萨打发日子啦。但我不信所谓科学的判断。可以说，这是我对命运的又一次抗争，也有对命运好奇的成分。”北岛说。

　　病后北岛开始画画，寻找另一种语言，越画越迷，他想，哪怕完全失语，还可以成为一个像样的画家吧。“感谢这场大病，为我打开又一片天地，让我余生多了个陪伴。当然，写作是我的本行，首先得面对语言的挑战”。

　　北岛说，西医没辙了，幸好有中医。从香港到内地，周游南北，拜访名医——5位大夫5个城市。“好像命运安排的一次传统文化旅行，给我的生命补课。中医让我敬畏，又让我贴近。它的神秘有如诗歌。人生的祸福，哪里说得清”。3年后，北岛的语言能力基本恢复，重新开始写作了。

　　写作长诗产生巨大精神消耗

　　作为诗人，北岛最担心的始终是写作，其实追溯这场大病的缘由，除了策划统筹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操劳外——头两届，北岛都是累到病倒——写作长诗的巨大精神消耗，可能是最关键的致病因素。长诗《歧路行》的篇幅和主题，都是对诗人的沉重压力，每一个字都是饱蘸心血而为。中风后，医生告诫暂不能从事剧烈的精神活动，北岛当然得遵从。

　　那么，《歧路行》还打算写下去吗？ 北岛说他之前并没写过真正意义的长诗，到香港后，渐渐从多年动荡中沉静下来，常有想写的冲动，想弄明白过往的一切意味着什么的冲动，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开始试着写《歧路行》。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漂泊的个人命运，或平行或交织，成为他新作的推动力。两年写了10章，大约500行。中风突发，北岛的写作被中断——也许是长途歇脚，拉开距离，好重新调整自己吧。里尔克的长诗《杜伊诺哀歌》开始写于1912年，只写了两三首，搁笔10年，直到1922年2月，“好像一夜间猛醒，随即在一个月内完稿。里尔克需要等待。我也需要等待，如果足够幸运的话”。

　　取名《歧路行》用意何在？北岛没有回答，可以联想的典故，应该是“杨朱泣歧路”——杨朱是思想家，断不是因为亡羊而泣，而是因为亡羊的邻人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因为杨朱知道了大路“可以南，可以北”。现在完成的10章诗篇，越往后越见自由，想是北岛以诗人之力对陷入纷纭歧路的现实的超越。

　　年轻的他，曾被唤作“老木头”，现在可以看出这木头其实是一个老树桩，上面长满了青苔，也长满密密麻麻的年轮，所以他才有资格谈论“根”，愿诗歌之根继续给木头以滋养，即便周遭的森林已经面目全非，让他依然保存着30年前的鸟鸣清越。（据《人物》、凤凰网）

　　对话

　　记者：您听过的最好的人生建议是什么？

　　北岛：上世纪70年代初，我有这么一句格言“生活如此，命运如此”，记不住是谁说的了，很多年，对我来说，在关键时刻牢记在心里。生活和命运之间构成奇妙的转化，交汇在一起。是的，生活如此，命运如此。

　　记者：您最怀念哪个年代？

　　北岛：还是上世纪70年代。如果按颜色分类的话是红与黑的颜色，那是黑暗的背景中激荡的青春血液。我至今依然感到疼痛与狂喜。

　　记者：您最希望看到这个世界/国家有哪些改变？

　　北岛：从作家的角度来说，文学的变革，是改变过去、此刻与未来的所有大门的钥匙。

　　记者：北京在您心中是什么样的分量？

　　北岛：这么说吧，我是家中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