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吐槽”信访督查

　　■程姝雯

　　今年5月，中央信访督查组分赴山西、江苏、上海、海南、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6省（区、市）实地督查48件信访事项。这是今年第3次实地督查，也是2013年7月信访督查改革后，中央督查组第7次出动。至此，中央督查组的足迹已覆盖26个省（区、市）。

　　不断揭开神秘面纱的中央督查组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不做“包青天”又做什么？

　　“中央督查组来了才看到规划图”

　　5月18日，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的王景富被请到县信访局与“上面领导和专家”见面。去年，他和58位村民给国家信访局写了4次联名信，反映县里一个项目存在违规征地、开发商私自改变土地用途的问题。“征地时说建‘中心市场’，公益项目大家都很支持，可去年竟有开发商进场要建商品房。”说到激动之处，王景富从座位上站起来，搓手跺脚。

　　中央信访督查组当即要求相关部门拿出规划图和征地协议。事后，王景富表示，这是自征地以来第一次看到规划图，图中虽有商品房的规划，但征地时并未告知村民，“反映这么久，总算有了个答案”。

　　中央信访督查组到地方实地督查，“效果”往往立竿见影。甚至一些久拖未决的信访事项，在督查组抵达前几天甚至当天，出现，新进展。

　　地方最怕限时办结

　　面对中央督查组，地方的心态更为微妙。5月16日，中央督查组在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约见信访人吴大海，60多岁的老吴一口气提出征地补偿要求：要按所征地招拍挂价格的1／7、也就是26万元/亩的标准补偿。与中央督查组谈话结束时，他依旧情绪激动，挥着双手、提高嗓门说：“今天领导们来如果也不能解决，那么我还是要去北京反映问题的。”

　　县信访局长无奈地摆手：“老吴就是比较固执，还是得想办法慢慢做工作，急不来。”

　　在督查中，多地信访局负责人曾“吐槽”：千万不能“限期解决”。

　　“一旦要求限时化解，地方难免会突破政策，花钱买平安。”福建省信访局一位工作人员坦言，此前信访督查及信访案件交办中，曾出现类似状况，结果政府花代价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引发更多问题，让信访人觉得“大闹才能解决”。

　　“花钱买平安一定要刹住车”，谈及这个问题，山西某地一位信访局长很是感慨：现在信访部门感到最难办的就是进京非正常上访，“大多都是给过钱的”。“中央督查组也最担心地方为了化解问题而突破政策界限，所以每到一地，这话都要重复说上好几遍。”国家信访局综合指导司司长林完红说，信访人诉求明显过高时，督查组也会旗帜鲜明地指出，打消信访人提出的不合理诉求的念头。

　　督查组不是“包青天”不能越位

　　尽管中央督查组面见信访人时，一般并不公开身份，但有的信访人凭着口音就能猜出督查组是“上面的领导”，在信访人看来，中央督查组就像“包青天”。但中央督查组并不认可“包青天”的说法。

　　“督查组不是‘包青天’，就是‘包青天’也解决不了所有信访问题”，一位曾参与督查的省级信访局负责人说，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主体在当地，中央督查组不能越位。

　　他认为，“不越位”中尤其重要的是，中央督查组不能给信访人“许愿”，“地方更熟悉情况，中央督查组走了，后续解决也还得靠地方按政策来做”。

　　多地信访部门负责人表示，希望中央信访督查组“到位不越位，督办不包办，帮忙不添乱”，不要把信访“往上引”，让信访人觉得去北京才有用。

　　信访督查应成为政策“晴雨表”

　　“10多人花10天时间，如果只化解几件信访事项，‘性价比’未免太低”了，国家信访局督查室副处长陈明指出，对中央督查组而言，推动矛盾化解仅是第一步，还要重新审视信访工作自身。在他看来，考量中央和地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执行落地情况，从个案中发现倾向性、苗头性、普遍性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和建议，也是实地督查的应有之义。

　　每次督查后，督查组会梳理发现的政策性问题，向中央信访联席办及相关部委和地方反馈。“信访部门不是政策制定者、也不是执行者，没有部门利益，能跳出来，更客观地找出其中的问题和症结所在。”

　　在山西吕梁督查采煤沉陷引发的信访事项时，全国政协委员李晋峰认为，这不仅在山西很典型，也是全国煤矿富集区都有可能面临的问题，并且今后会越来越多，应通过信访督查形成“样板”，推动国家和省级层面建立相关的制度，“所以，信访督查选择案例也很关键”。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央督查组的示范带动下，今年以来，福建、浙江、四川等省也开始在省内组织实地督查，邀请媒体记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参与。国家信访局副局长李皋认为，这样的信访督查已走向常态。

　　数据显示，在前6批督查的175件信访事项中，超七成已有进展，其中59件化解和办结，71件已有化解方案，正在落实。

　　（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