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供应链角度来看，只有当一个区域的整体产业价值链提升——包括及时超越单一的产品加工制造、不断提升高新技术含量、成为全球整合的产业生态有机组成部分，才能使得这些地区拥有持续从全球范围吸纳资金与项目投入的能力。

　　对此热点议题，6月中旬期间，包括路透社、道琼斯MarketWatch、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业、雅虎财经、加拿大Digital Journal等众多国际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并引入了中国天津经济开发区的现实案例。 以下是报道的全文内容：

　　三十而立之时是一个思考的好时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艾亚民这么认为。

　　如今正式迈入第四个十年发展期的天津开发区，是中国历史最长的开发区之一，于1984年12月正式成立。三十年来，她为中国经济贡献了约26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吸引了来自89家全球500强企业的投资。多年来，天津开发区始终位列翘楚于全国215个国家级开发区，而后者整体为中国贡献了7%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并吸纳了三分之一的外商直接投资。

　　迈入成熟

　　消费品制造业是天津开发区早期的发展产业之一；后来，电子通讯、IT产业、汽车相关产业等相继形成日趋完善的集群；近年来，先进制造业的聚合以及趋向更清洁、科技含量更高的产业转型成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环保和清洁技术相关产业（在中国）具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多的人对环境污染和雾霾等心生关切，”艾亚民表示，“我们也在和瑞典、丹麦等国家的机构展开合作，推动环保和清洁技术产业。”

　　而从全球供应链角度来看，艾亚民认为，正是因为开发区整体产业价值链的提升——及时超越单一的产品加工制造、不断提升高新技术含量、成为全球整合的产业生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些都使得天津开发区获得持续从成熟市场吸纳资金与项目投入的能力。

　　他进一步举例说，随着产业功能的进一步细化，美国本土的资本和企业离岸化操作会继续。与此同时，日本的企业将在中国的消费升级迭代中找到大量商机；而中国日益显现的高质量导向也将吸引更多来自欧洲的投资，他以德国大众最新落户天津的项目为例阐述道。

　　“所以，一旦我们认真地分析各个国别、地区的投资者优势，以及嫁接中国特定的市场机会，就会有助于我们制定出详细的战略图，吸引到更多外商投资与项目，”艾亚民表示。

　　德国大众汽车变速箱项目在天津开发区近日正式投产，其新工厂首期投资3.27亿美元，主攻最新一代双离合器变速箱，年产能力在投产之初为45万台，到2016年上升到120万台。

　　项目投产前后，上下游150多个配套企业与天津开发区签订落户协议，其中包括多家国际知名汽车配套厂商将其北方市场总部落户，见证了汽车产业领域不多见的大迁徙和大布局。

　　多年以前，尚处在企业发展初期的德盛镁汽车部件公司（GMA），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落户了天津开发区。

　　“在考量选址时，我们制作了一个德国风格的图表，”GMA公司总经理吴习(音译)回忆道，“其中罗列了从基础设施、到商业环境、到区域领导力等所有关键因素。总计得分后显示，天津开发区拔得头筹。

　　“那时我们公司非常小，但幸运的是，作为一家创新型的中国公司，我们获得了开发区给予的特别关注和支持，”吴表示。

　　京津冀一体化的机遇

　　天津开发区目前是位于滨海新区内的核心区，而滨海新区亦被中央政府赋予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极”的历史使命，以重演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深圳特区和90年代长三角浦东新区的成功。

　　与此同时，中国自贸区近日正式扩围，天津——与福建、广东一起——加入，将依托自身的优势产业基础建立自由贸易园区。根据国务院的部署精神，此举是“中国迎来新一轮高层次开放”的组成部分。

　　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政府在2014年早些时候宣布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京津冀三地人口合计1.3亿，在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文化同脉方面具备独特的融合与协同发展优势。

　　京津冀一体化不仅有助于三地协同发展，同时将帮助北京作为首都的不少功能得到纾解。毗邻首都的天津，相对北京而言生活成本更具优势，人口也相对较少，并且距北京也只有约半小时的高铁车程。

　　“所以，当资源得以科学的再分配，那我们将会看到无限的发展机会，”艾亚民在评价京津冀一体化所带来的机遇时说。

　　在天津开发区主政者看来，在京津冀一体化大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将不仅意味着部分制造业移出北京，还将促使很多高新科技产业领域内的公司考虑整体搬迁到天津开发区、或者在保留北京运营部门的同时“拓展”到开发区发展企业新的功能和部门。虽然天津开发区距离北京仅有不到一小时的高铁车程，但相较北京，企业在这个区域发展可以降低的成本是巨大的。

　　聚焦新一代成长

　　虽然最初在天津开发区聚集的企业以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居多，但当今把她称作“家”的企业早已实现多元化，无论是产业还是股权方面均是如此。

　　“眼下在开发区落户的企业包括国有的、外资的、民营的；而且新创企业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艾亚民介绍说。

　　“我们视创业为一个具有上佳前景的领域，因为中国从来不缺优秀人才。我们希望更多的聪明人来这边创业，寻找可行的商业模式，为自身企业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向整个社会贡献出福祉。”

　　如今，天津开发区已成为4600多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巢”，其中一半以上涉及IT产业，但在生物技术、医药与医疗设备、清洁能源和新材料等领域也具有代表性。

　　开发区还拥有约100家由“海归”的中国人创立的企业。中国政府视其为虽小但至关重要的团体，因为“海归”创业家们不仅熟悉中国市场，而且对西方的管理实践和新兴技术也拥有独特的洞见。

　　据天津开发区科技集团常务总经理李宏亮介绍说，‘海归’企业在海外市场导向和、或服务外包领域尤其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有能力协调与整合起本地资源、并与国际客商有效沟通。

　　“从更宽泛的意义而言，‘海归’创业家们帮助构建起中国科技园所向往和亟需的多元化、包容性和创新文化，”他表示。

　　用头脑和心灵来投入服务

　　以天津开发区为领头羊的中国领先开发区的成功建设模式，也日益输出到中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乃至国际市场。

　　由中国投资和输出管理的开发区业已陆续出现在世界各地。而最近由中央政府宣布的“一带一路”计划意将中国在基建和产业领域的投资与管理输往中亚、中东、欧洲大陆等经济带。

　　“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意味着她将越来越多地支配全球产品市场的版图，” 英国经济学人集团智库（EIU）中国资深经济学家林德康(Duncan Innes-Ker)认为。

　　“与此同时，未来十年内中国仍将是一个新兴市场，而且因其独特的治理与监管氛围，这意味着众多源自于中国的创新和管理模式在发达国家的通用性受到局限，但不乏其中可复制和转移的那部分在其他新兴市场找到适用性，”林德康说。

　　而在天津开发区，艾亚民副主任经常警示着他的团队要“戒骄戒躁”。

　　“诚信的服务是我们拥有的最大资产，”他说，“如今的开发区不能再以政策红利来作为竞争优势，而提供亲商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则是成功的第一要义。”

　　在他看来，作为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开发区，尤其是要和随着“年龄”而来的特征博弈，持续付出努力保持“真我”状态。

　　“人的服务精神可能会经历潮起潮落，”他进一步阐述道，“例如，老员工或许会出现倦怠现象、而新进的同事未曾经历过开发区早年创业的艰辛，因此或无法深入理解服务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向团队成员强调一个事实，即：企业（投资者）是我们最重要的身边人，他们也是我们整个区域的财富之源。”

　　他同时强调，开放的精神将在未来继续引导开发区的持续发展。

　　“开放意味着是我们用头脑和心灵投入服务，”艾说，“它关乎生活、事业和不同工作方式层面上的不懈追求。天津开发区的未来发展边界只会受到一样东西的限制——那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将乐见并拥抱所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