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李燕生，1953年8月出生于北京，研习传统书画艺术达10年之久。6岁随父亲学习书法诗文，12岁拜在著名书法篆刻艺术家康殷门下，后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现受聘于北京联合大学，任书画篆刻艺术研究所首席专家、名誉所长，并兼任日本NHK文化中心书画篆刻系顾问、日本武术协会理事、日本东京墨缘会会长、中国海峡两岸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和全日本华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其作品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达到了无心无我的境界。此外，著名艺术家如范曾等人的印章，有不少均出自李燕生之手。

　　问：看过一些关于您的文章，颇富传奇色彩。如果让您来梳理一下自己的从艺经历，您最初是怎么走上艺术道路的？

　　答：我这一生很幸运，可以拜书法篆刻界的名师大康（康殷）先生为师学习篆刻，拜国家一级演奏家、著名教授李祥霆为师学习古琴，拜中央乐团杨牧云教授为师学小提琴，向五台山高僧、时任中国佛学院大法师的仁祥法师学艺。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黑暗的年代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我从小就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记得12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大康先生看到了我的篆刻作品，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学这玩意呢？刻刀和石头是不好玩的。”我说，我不是想玩的，我想当个篆刻家。“哦！当个篆刻家有什么好？篆刻不是人人看懂就喜欢的，那不是出力不讨好吗？”我说，我没想要讨谁的好，只觉得制印很美。他又说：“可是学制印很苦哟！手指要磨破几层皮，结上几层茧呢！”我说不怕苦！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就这样，我成了大康先生的第一个徒弟。可是，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大康先生已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远离北京几百里的河北农村劳动改造，不能面教，只能函授。他用铅笔画出诸多古印，让我临摹。之后，我将临摹稿寄回去，他修改后连同新作业再寄回来。在10年文革期间，我临摹了古印五六百方。所以，篆刻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艺术领域。

　　问：您曾在故宫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进入到故宫这样的国家级艺术机构任职？

　　答：1966年~1976年间，社会上盛行着一股“打砸抢”的风潮，我在屋里则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整个“文革”期间、“停课闹革命”的阶段，以及后来到工厂当车工的日子，我都是在临摹、篆刻、读书、诵诗和创作中度过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技艺才能够不断提高。1976年，恰逢故宫博物院要挑选书法人才，故宫博物院的老篆刻家金禹民和范曾、刘炳森都极力推荐我。院长吴仲超亲自审核，看了我的作品，又现场考核了我的书法、篆刻后，便接受我成为故宫博物院专职从事书法篆刻创作的工作人员。

　　问：您当时在故宫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答：我的专业是书法创作，所属的美术组负责陈列。像故宫里的展牌、展标、展品的说明书写以及紫禁城内各门牌匾号的更新换代等都是我们的工作。

　　当时在国内各大博物馆里专业搞书法的人很少，你可以一夜暴富，但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培养一个人才。古语有云：但求耕耘，不问收获。我相信付出了总会有回报，社会会回报你，人民会回报你，你只要一心一意地去工作就好了。

　　问：您在故宫工作了多少年？

　　答：从1976年至1985年，整整10年。

　　问：在故宫的这段经历给您的生活和艺术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不只在故宫工作，而且就住在紫禁城里，每天都会到陈列室里看古人的墨迹，回去临摹，再到图书馆借书，接触了许多在外面很难看到的宝贵资料，这让我获得了学习和再深造的机会，使我的眼界大为拓宽。

　　我追求的是古人最高的境界——“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而“取法乎下”什么都得不到。我一边追古，一边求今。白天工作，晚上回到宿舍继续研究书法，这样的生活非常充实。那是我人生中非常关键的10年，22岁进故宫，32岁离开。时至今日，紫禁城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这10年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学习书法却总学不好，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名师的指导。老一代的书画前辈已相继离去。中青年和新一代的书画家功力不足，专心艺术的人太少，而常常奔波在“名利”之间，将精力花在“拍卖”和“媒体宣传”上，这样怎么能创作出感人的艺术作品？这样的不正之风让我感到非常痛心，希望在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中要永远保存着一片纯洁的净土。艺术应该讲究真善美，追求的是“返璞归真”。

　　问：东渡日本的这20年应该是您艺术创作上的一个高峰期，您怎么评价自己的这20年？

　　答：在故宫的10年是打基础，而在日本的20年则是一个再深造和再升华的过程。一方面我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带到日本，教他们怎样更好地认识中国的文化，他们称我为中国的“文化鉴真”。鉴真和尚东渡传戒，而我到日本传授的是中国文化。

　　从刚到日本时教授太极拳、武术、古琴、竹笛，到后来带学生学习绘画、书法、篆刻，这20年我过得很舒心。作为一个身在异国的中国人，能够将所学都派上用场，是很让人欣慰的。

　　我很感谢我的恩师们，他们能够让我有机会继承和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艺术。我有幸在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电视台文化艺术中心——面向全日本开办讲座，在日本的大学里为学生们讲课，我觉得能够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问：您成为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使者”。

　　答：“文化使者”这个称谓对于我，不自谦地说，是当之无愧的。我的学生有成千上万，当我要回国时，他们都抱头痛哭，很是不舍。我和我的学生们也培养了深厚的感情。这并不是我自诩，教学生时我不遗余力，当然“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还是要靠个人的努力。

　　问：日本的文化艺术对您的艺术创作产生过影响吗？

　　答：我从小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日本的绘画很早就受到了西洋艺术的影响，我一个学生的父亲当年曾亲自到法国购买油画，包括莫奈、毕加索的原作，回来后建立了一座西洋美术馆。可是当时中国还处在清朝。

　　我到日本之后可以亲眼看到欧洲的名画，并从中吸取营养，把中国的墨、西方的颜色和日本的“禅”这3种风格结合起来，创作出一种新的“禅”的境界，表现出一种空灵的、朦胧的、内在的艺术境界。我要感谢在日本的这20年。

　　问：很多中国的艺术家，都曾深受西方艺术的影响，您怎么看待中西方艺术的结合和创新？

　　答：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过程。像近代大师徐悲鸿、吴作人等，起初学的是油画，后来创作水墨作品，把东西方的东西结合得很好，因为真正的艺术是无国界的。创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样把两者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好像用小提琴拉“二泉映月”、“梁祝”，这样的中西结合大家都能接受。我的绘画艺术也是一样，力争让人们都能看懂、读懂，引起共鸣，做到“雅俗共赏”。

　　一些前辈看到我的作品，都觉得从故宫里走出去的人，可以把东西方的东西结合得这么好，并不多见。我觉得有时用传统的笔墨来表现大自然，会有些力不从心，必须加以改革，但并不是那种生硬的结合，而是要自然而然。

　　问：在日本这么多年，您所受到的礼遇、获得的名誉很丰厚，甚至您的美国友人也曾邀请您加入美籍，为什么您最终还是婉拒了这些邀请，毅然回国？

　　答：身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爱家的中国人，我始终感觉自己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当我离开的时候，中国还是“百废待兴”，而现在则是“百废俱兴”，我们这些远在异国的游子是时候回来了，有责任把我们所学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国人的肯定，一方面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一方面培养杰出的下一代。

　　有一次，我在日本穿着一身和服弹奏古琴，国内的一个媒体朋友采访我说：“李先生，您喜欢穿日本和服？”我说：“此言差矣，这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装，日本人学过去后一直保存至今，在国内却早已看不到了，这的确是一个遗憾啊！”中国的年轻人要学习和继承的东西还很多啊。

　　问：看您的很多作品，都带着淡淡的忧伤、离愁和孤独之情。

　　答：是啊，浪迹天涯的游子，有谁不想回到自己的故国。每每听到费翔的那首《故乡的云》都会流下泪水。当时选择离开是为了开阔眼界，促进交流。在国外时我所创作的作品，包括上千首诗词，都有一些思乡的情绪在里面。“天命应从故国游”，在50岁之后，人一定要回到故乡，所谓“落叶归根”，无论你在哪里，始终要回到自己的那方故土，这都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