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广场平添悲凉

　　事件发酵远未终结

　　■特约记者 程喆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事件。截至记者发稿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已造成36人遇难、47人受伤。今天是受害者遇难的第七天，“头七”既是怀念死者，也是警示生者。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些踩踏事件之后的人和事。从他们的描述以及各种社会现象中，人们可以看出社会对此次事件所持的各种态度和观点。

　　现场人群 “快点挤”还是“往后退”

　　踩踏事件发生后，“后退哥”火了。1月1日，一段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记录的是在踩踏事件发生时，外滩观景平台上有数名年轻人大声喊“往后退”，不断提醒人群。这些年轻人被网友称为“后退哥”。

　　有媒体找到了“后退哥”中的其中一人，吴登民，1981年出生，现为上海某旅游公司的主管。在事发时，他处在现场最中心，就快要被人流所压倒，于是大声向站在高处的年轻人喊：“快喊后退！快喊后退！”

　　多方信息显示，在事发时现场齐声喊出“后退！后退！”发声音者有上百人。

　　“后退哥”被认为是正能量。但有亲历者也称，上面有几位看客在“推波助澜”，他们自认位置较好，对下面喊：“你们快点儿挤，我们这里视野可好了！” 援引亲历者的话称，警察一直在维持秩序，让慢点儿走，看到站在高处的人就吹哨警告，让他们注意安全，但他们根本不听。

　　一个“快点挤”，一个“往后退”，公民秩序意识积极和消极的两面，往往能在突发事件中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

　　高校管理者 管理是疏是堵

　　在此次踩踏事件的遇害者中，最小的为12岁，最年长的为37岁，大多为年轻人，其中不少是上海高校的大学生。如何保障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是诸多高校管理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复旦大学一名知情人士称，该校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有两名女学生前往外滩，结果一死一伤。该知情人士说，在年轻人看来，外滩就像美国的时代广场一样，跨年倒数成了一个保留节目，年轻人有热情也有盲目的一面，“劝都劝不动”。

　　在“劝不动”时是否应该采取强制手段？去年，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禁止学生过圣诞节。踩踏事件发生后，该院在表示哀悼的同时称，上海踩踏惨剧证明其对节日管理的做法无比正确。“青年人已对洋节产生了毫无理性的迷恋，死神已经在许多城市徘徊了许多年，终于在2015的上海元旦夜找到了现身的机会”。

　　该文章在经媒体转发后，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关注。大部分是批评的声音，有网友认为该学院做法是“拿别人的痛苦往自己脸上贴金”， 但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该院院长用心良苦。

　　行政管理在于疏而非堵。学校目前做得还很不够，安全教育经常沦为过场，缺乏实操演练。

　　警察 警力是否不足

　　踩踏事件发生后，上海警方已经在外滩观景长廊上采取了限制客流的措施。实际上，上海警方在此前的多项活动中，都针对突发事件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这也给民众打了“预防针”，对警方安保力度很有信心。可是2015年的跨年活动并没有进行交通管制，这不难理解，因为灯光秀已经在外滩停办了。但民警在该地段执勤的过程中，不断遇到有游客前来问他“有没有活动”“活动什么时候开始”。事实上，除了外滩源有一封闭的收取门票的灯光秀之外，当晚外滩没有组织开展大型活动，但不少聚集在外滩的游客并不知晓。

　　这和之前政府信息公布的不通畅有关，举办灯光秀的外滩源壹号距离事件发生地陈毅广场有440米，不知有多少上海民众仍不清楚灯光秀举办地“外滩源”和“外滩”的区别，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外滩不举办灯光秀。

　　所以，在踩踏发生时，警方人手不够，算上增援的500人，依然警力不足。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指挥处指挥中心副指挥长蔡立新曾表示：“2014年12月31日没有活动，所以我们没有像去年国庆节那样安排警力。”蔡立新透露，那天的警力比去年国庆节当日要少。

　　媒体报道称，一名年轻的民警也注意到，今年武警在事发现场投入的人力少于往年，“往年会封路，今年没有，只采取了限流措施。”

　　城市设计者 我们如何更安全

　　从媒体对事发地点的报道来看，第一次踩踏的事发地点为陈毅广场通往外滩观景平台的台阶梯上。亲历者称，23时34分，阶梯最低处忽然有人被挤倒，更多的人被层层涌来的人浪压倒，局势开始失控。

　　在多起踩踏事件中，但凡有人晕倒或是跌倒，现场通常会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连锁效应，后面的人反应不及时，踩到跌倒者，后面的人又往前面挤，现场就乱了。《南方周末》报道，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腾五晓认为，应当针对特定问题制订预案，“比如踩踏的预案，现在来看，陈毅广场是台阶式的，如果人流拥挤，毫无疑问是有可能发生踩踏事件的。”

　　北京密云和太原迎泽公园的挤踩事件也都发生在台阶上。因为台阶高于周边，前面又无阻挡，观灯、观景视野最好，但台阶、斜坡不仅会减缓人群行进的速度 ， 而且会因为摔倒引发“多米诺骨牌 ”效应。如果高差不做成台阶，换成缓坡，或许能挽回几条生命。

　　城市管理者 安抚家属是否到位

　　事件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上海市民对遇难者的悼念仍在进行，越来越多的民众来到事发现场，向36位遇难者表达哀思。但是，这种由市民自发形成的悲情表达，是对政府管理的考验。一些市民向遇难者献上的花，在他们还在现场的时候就迅速被有关方面派人当做垃圾清理掉，进而引起了激烈的争吵。

　　政府如何为民众提供抒发悲情的公共空间？上海也曾经有过值得借鉴的先例。2010年的“11·15”上海胶州路大楼火灾发生后，面对群众自发开展的悼念活动，上海没有强行制止，而是给予了肯定，并且在民间对死难者悼念的最重要的“头七”，领导和群众一起参加悼念活动。这对于抚慰火灾中遇难者家属和受伤者的情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媒体人 是否造成“二次伤害”

　　与马航失联事件类似，上海踩踏事件发生后，有关新闻伦理的话题再次出现。这次发声的是复旦大学校友会，直接原因是该校有一名女生遇难，他们引述了一些网上的公开资料表示对一些媒体报道的不满。“呼吁媒体尊重她、保护她，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

　　事情缘起自媒体关于遇难者的人物特写报道，涉及私人资料，如年龄、生源地、专业、喜好，甚至是生前男友的话语。“复旦大学校友会”微信公共号发表公开信《少点伤痛，多点尊重》指出，这是一种“二次伤害”，“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要哀痛一个生命的逝去，还是仅仅为了提高关注度？”

　　就在公开信发表后不久，因为直斥复旦学生“太矫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广州媒体人成为了复旦大学师生真正的“对手”。这位媒体人认为媒体搜集的信息都是遇难者生前主动公开在网络上的，并不具有隐私性质。

　　和马航失联之后对于家属报道的争议如出一辙，一边强调遇难者的隐私权，一边强调媒体的报道权。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很多媒体人心中，都是很纠结的问题。关于复旦大学逝者的舆论纷争仍然没有结束，有关媒体报道的权力和界限的思考，也不会停止。

　　自媒体 谣言还是真相

　　在踩踏事件发生后，各类谣言和流言不断出现，24小时内的网络报道量突破13700篇。其中，“外滩十八号抛洒美元引发踩踏”“35人死亡上限”被转发的次数最多。在未经任何验证的情况下，诸多“大 V” 账号，甚至媒体账号直接转发了这一消息。

　　实际上，早在2012年，《人民日报》就曾刊文辟谣。2011年，时任安监总局发言人也公开表示，所谓的神秘“红线”说法根本不存在，死亡30人以上的即为特别重大事故。类似问题早已屡见不鲜，每逢发生重大事故，就有类似“死亡人数是阴谋”等观点死灰复燃。而在屡屡辟谣之后，却是一次又一次的造谣传谣的发生。当今社会是一个自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众声喧哗”成为舆论生态的新常态，我们每个人都负有责任。

　　结语

　　“亡羊补牢”的工作正在展开。1日上午，《中国之声》报道说，上海今天所有的跨年活动都已全部取消。3日，澎湃新闻称，上海各区县已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建立值班机制，一批正在开展或即将开展的大型活动被紧急叫停。不仅是上海，北京也“立刻紧急全面启动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检查”。 此外，服务性的信息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比如“如何在踩踏事故中幸存”。公共安全需要宏观引导、治理与个体自觉、自救来共同保障。这血与泪的教训，城市应该铭记，每个人都应该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