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丹委员：发钱鼓励生育不能只给本地人，新市民育儿也要支持

　　随着我国生育率不断走低，“低生育”现象成了近年两会的热议焦点。

　　从生育率变动来看，在“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的2016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77；而到了“三孩”政策正式放开的2021年­­，这一数字下降为1.15。

　　近年来，全国多地正在积极推出各项生育支持政策，如额度不断提高的育儿补贴；时间不断延长的产假、育儿假等等。那么，什么样的生育支持政策才能起到实效？延长产假、辅助生殖进医保等生育支持政策应如何完善？托育服务、婴幼儿照护服务怎样才能跟上？

　　对此，今年全国两会前夕，澎湃新闻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作为国家卫健委的官方智库，多年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持续对我国婚育状况进行调查监测，贺丹委员结合调查结果，从政策研究者的视角给出了她的观点和建议。

　　在她看来，生育支持政策仍有诸多方向可继续加强完善，如，鼓励男女产假同休、共担家庭责任；生育支持政策不要有孩次之分；改变地方生育支持政策的户籍门槛、对新老市民育儿给予同等支持；对标发达国家，强势开展托育服务等。

　　以下为专访实录：

　　生育率为什么跌得这么快？生育养育压力大，婚育观念现代化

　　澎湃新闻：贺委员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做客我们“两会一线”节目。请问您今年的提案中有哪些关于应对低生育现状的建议呢？

　　贺丹：现在人口形势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少子化的推进以及低生育率的问题。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怎样加快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特别是一些长期制度的建设。比如生育保险制度、婴幼儿照护制度、还有生殖健康服务制度等，这些都是跟生育相关的核心基本制度，我们会聚焦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提出一些建议。另外，对于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也会跟踪地方生育支持政策落地的情况，结合大家对政策的反应，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澎湃新闻：谢谢。下面想请教下，现在晚婚晚育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今年2月多地公布的数据显示，浙江杭州、宁波、广西桂林等城市的平均初婚年龄都在30岁上下。在全国层面，全国适龄人口的初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到2020年的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了27.2岁。请问您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观念改变的影响会不会越来越大？

　　贺丹：近几年来，我们确实观察到了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生育水平的下降都非常明显，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经济社会发展是现在生育意愿变化的主要因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家的婚育观念也会走入现代化，现代化的特点就是优生优育，这是最主流的观念。另外我们观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教育水平快速提升，特别是女性受教育水平快速提升，这对年轻人婚育的计划和安排也有比较大的影响。

　　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每年大约在1000万，其中女性的人数超过男性，读研读博的女性非常多，这也是影响大家婚育安排的重要因素。从学校毕业以后，先立业、再成家、再生育也是大家普遍的安排，所以婚育延迟成了普遍现象。

　　另外，我们还观测到，为什么生育水平下降那么快？这和我国教育的均等化推进以及基本生活保障均等化的推进关系非常大。以前我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还保持着比较高的生育水平，是因为我国的地区差异非常大，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也非常大。但是现在，青年群体在受教育方面、在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方面，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是逐步缩小的，而且同质化的进程非常快。

　　如今我们走到街上，看到一个年轻人，你很难从他的外表和气质来判断他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是来自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大家观念方面的趋同，甚至快于(物质上的)均等化推进，这也是近几年生育水平下降快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外，这几年的疫情也会对大家的婚育安排产生影响。

　　我们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一直在持续做婚育方面的监测调查。我们了解到，我国育龄群体平均理想子女数约为1.8，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左右，但实际生育水平大约只有1.1，这个生育赤字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很多青年家庭愿意生孩子，但有一些刚性的约束条件使他们生不了孩子。比如教育和养育的压力比较大，没有人带孩子，还有生不出孩子。这些方面都是青年群体婚育意愿下降的原因，也是以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给本地人，新市民育儿也要支持

　　澎湃新闻：还想请教，近年来多地都在探索发放育儿补助，比如杭州市政府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提出，自1月1日起，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拟向生育二孩的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的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0000元。

　　今年1月，山东省济南市发布《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其中提出：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对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人员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生育妇女每月加发200元育儿生活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请问您觉得发放育儿补贴对提升生育意愿的效果如何呢？

　　贺丹：首先，我觉得各地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地方主导出台相关的生育支持政策，这是一个特别可喜的现象，地方政府拿出这么多钱来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提供补贴，这是一个好事情。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能够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

　　但是我也观察了很多城市，不仅仅是您刚才提到的城市，还有一些其他城市也在出台相关政策，对此我有一个建议，生育支持政策一定不要再分孩次了，一孩也很重要。我们这次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一系列努力，目标不是说生多少三孩，考核的主要指标也不是三孩出生多少、三孩占比多少。我们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要建立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

　　这个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覆盖所有育儿家庭的，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都要给予支持。另外，从人口学的观察来讲，现在生育水平下降主要是一孩生育水平下降带来的。

　　从家庭反应来看，一孩养育的体验直接影响了家庭再生育决定。一孩太累、太辛苦了，他就不打算再生二孩。所以政策如果只关注二孩、三孩，那它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可能是非常有限的。现在生二孩的家庭可能有一些，能够生三孩的家庭就非常少了。所以我们建议生育支持政策不要分孩次。

　　另外，建议生育支持政策也不要分户籍。我们也观察到，有些政策只给本地有户口的人，但是我们希望新的家庭福利政策，不要成为新的“二元分割”政策。

　　对于希望吸纳并留住青年才俊和各方面人才的城市来讲，要支撑家庭的青年群体正是城市要稳住的人才队伍，所以相关政策也要给到他们，让他们均等享受，这是未来城市竞争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体现。给钱可能能够留住一些人才，但是如果在公共服务方面，对青年群体在养育孩子和家庭生活上给予支持，这个吸引力可能比工资待遇更高。

　　所以我建议，对于有条件的城市，出台新的生育支持政策时，一定不要分孩次，还要让新市民、老市民都享受到同样的政策。

　　从国家宏观政策来讲，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在基本公共服务推进的过程中，也希望上下能够共同发力，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让很多公共福利制度跟户籍脱钩，(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再重新再挂上一些。希望地方政府在考虑相关政策时，能把不分孩次、不分户籍这两个因素考量进去。

　　还有，长期制度的建设一定要关注，不能仅仅是短期，出一个短平快的政策。长期制度方面，生育保险制度怎么完善，能让所有女性没有后顾之忧，在生育期间工资能有保障，职业发展也有相对稳定的保障；生不出孩子的，也能得到优质的、价格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没有人带孩子怎么办，托育服务怎么样跟上去，婴幼儿照护服务怎么跟上去；我觉得这些都是地方政府在推进生育支持政策时，要重点考量的方面。这些方面需要积极的探索，而且要注重长期制度的建设。这是我作为一个政策研究者提出的建议和想法。

　　倡导青年人适龄婚育，辅助生殖只是最后手段

　　澎湃新闻：近日国家医保局在答复委员提案中明确表示，将逐步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请问在您看来，在目前晚婚晚育大趋势下，人们对辅助生殖技术的需求是否会越来越多，该怎么满足？此外，目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是限制对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请问您认为这项技术未来是否适宜对单身女性开放？

　　贺丹：这个问题也很好，也很受关注。我曾经也提出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医保局答复说辅助生殖技术要逐步纳入医保，我觉得这非常好。

　　辅助生殖需求会不会增长？我觉得肯定会。从比例来讲，由于婚育延后、高龄生育增多，生育的风险、不孕不育的风险都会增大。但是从绝对数量来说，也不一定会增长得太快，因为育龄妇女的整体规模也在快速下降，所以可能比例会有所上升，但是总体规模的增长不会太快。因此，这方面政策的推动应该积极稳妥，不一定太超前，这是基本的人口变动对这个政策的启示。

　　另外，我们还是倡导青年朋友们适龄婚育，对个体来讲，什么年龄段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恋爱的时候恋爱，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

　　我们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受教育的黄金期、婚育的黄金期都是重叠的，这些都要安排好。学习教育是一个终身的过程，那么生育孩子的关键时期，我们是不是可以充分地考虑进去，做出合理的婚育安排。年龄大了以后用人工技术进行辅助，毕竟还是一个最后的选择，最好的还是自然状态生育，这也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所以，基于这一点，在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方面，我们有一个综合的建议。一是，符合社会习俗和规范；另外，符合医疗的伦理规范；还有，进行重大政策制度改革，一定要充分论证、形成共识、积极稳妥地推进，而不是一拍脑袋觉得这个政策可以做，就赶紧做了。

　　建议大家最好在碰到生育问题、生殖健康问题时，到医院寻求帮助和支持。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生活安排不合理，也许医生给你一些咨询建议，放松心情，你就能够很自然地怀孕生子了。可能有一些人通过药物调理，以及中医调理，也能够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不一定最后都要用冻卵、辅助生殖技术，这只是最后的救济手段。所以大家在考虑生育的时候，还是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育计划，尽量实现自然分娩，这个是最好的状态。

　　女性休产假不是越长越好，鼓励男女同休产假都顾家

　　澎湃新闻：还想请教一下关于产假的问题。为了支持鼓励生育，不少地方都把产假从98天延长到了158天，在一些地区生育二孩、三孩的产假会更长，比如《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生育一孩延长产假60天，总计158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总计188天。

　　您之前也解读过，产假延长可能会影响母亲的工作，导致“母职惩罚”。对此有专家提出建议，探索产假男女同休制度，100多天的假期，男女自主分配各自休的时长，或者是强制男性休产假达到一定的天数，尽力减少因为产假问题导致的职场性别歧视。请问您对此观点怎么看？另外，延长产假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生育支持政策方向吗？

　　贺丹：现在我们产假的延长已经很充分了，政策考虑、法律法规的制定都给予了充分保障。产假不是越长越好，它有一个度，既要考虑到女性的职业发展，也要考虑到她的身心健康。现在158天挺好的，既照顾到了女性身体修复的过程、劳动的过程，也考虑到了家庭育儿的需求。

　　男女同休产假是我们积极鼓励倡导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不主张强制，任何强制的政策都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家庭可以按照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决策，自主决定是女方在家里带孩子，还是男方在家里带孩子。

　　为什么不同意强制男性在家休产假？因为总体上来讲，男性的工资水平、待遇水平，在同等条件下都是偏高的，在家庭中往往也是偏高的。非让家里挣得多的带孩子、挣得不多的出去工作，可能家里面也不愿意，这应该是家庭的自主决策。但是我们在外部的公共政策方面可以给予支持，帮助挣得更多的女性，让她也能出去挣钱，男性如果愿意在家带孩子，也可以留在家里，这是我们逐步倡导的一个过程。

　　在这方面我觉得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进展，因为我们中国男性在家带孩子、做家务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毛主席原来就说过，女性能顶半边天，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在接受男女都能出去工作养家、共同承担家庭责任方面，我们比有些国家的条件要好。

　　对于未来家庭责任男女共担、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庭育儿过程，我是很有信心的。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的积极进展比较明显，我觉得也会缓解现在女性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生育过程中的焦虑。国际经验也体现出来，在性别平等的初期阶段，会造成生育水平的下降，但是在性别平等的后期成熟阶段，性别平等的程度越高，生育水平反而会越高。所以下一步要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继续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方向。

　　对标发达国家，大力发展托育服务

　　澎湃新闻：近年来不少代表委员都在建议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请问在您看来，在各项生育支持政策中，普惠托育服务的重要性是怎么样的？目前它的发展状况如何？未来应该怎么走？

　　贺丹：我觉得托育服务的政策作用非常大，生育保障制度的核心制度之一就是托育服务，托育服务是婴幼儿照护里最重要的一环。

　　以前0到3岁的婴幼儿照护，国家是没有基本制度来保障的，都是以家庭为主，爷爷奶奶带孩子的非常多。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爷爷奶奶退休以后还能全心全意在家带孩子的可能会越来越少，那么就需要相关的社会服务给家庭提供支持。代际支持，我们继续鼓励和支持；同时，要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的社会服务，这是帮助青年群体平衡自我发展和家庭育儿责任矛盾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

　　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人带孩子是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国家推进普惠托育的决心很大，地方行动也很努力，但是还是不够。我觉得以后在托育服务方面，我们应该对标发达国家，为了积极应对低生育率，我们要有强势开端计划，要把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我们现在是普惠服务，未来是希望它跟幼儿园一样，所有的政策都能够同步的推进。

　　以前学前教育就经历了好几轮的破灭和提标，才发展到目前大家都接受这个概念，现在所有的孩子，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都有要上幼儿园的概念，大家会觉得，经过学前教育，孩子以后的学习会衔接得更好。

　　对于0-3岁的婴幼儿照护，以后我们可能也要树立这样的概念，0到3岁是人生命最早的1000天，也是儿童早期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能仅像以前那样，只是保证儿童的安全，还得要在儿童发展方面给予家庭更多的指导和帮助，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方面的制度，除了发展托育服务以外，婴幼儿照顾的家庭指导也要发展起来。在一些欠发达的地区，多数都是爷爷奶奶隔辈带孩子，老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我们应该上门提供相关的服务，这也要有相关的政策、制度给予支持。

　　以后每年新生儿大约只有1000万了，过去最高的时候一年接近3000万，但以后只有1000万了。少了那么多，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得到精心的养育。

　　在这方面，国家也有了更多的财政空间。以前每年要保障3000万新生儿，现在只有1000万，就有更多空间对空白、短板和弱项加大投入，其中最重点的就是0到6岁的学前教育，以及0到3岁儿童的早期照护和早期发展方面的支持。这方面的支持应该作为以后提升人力素质的重点加大投入，这也是支持生育的一个最主要的政策。这方面政策我们也会长期跟踪、关注和研究，给国家相关政策落地提供更好的建议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