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是全球经济的热点话题。它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来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物质上和思想上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1998年博鳌亚洲论坛启动时，仅被国际社会视作亚洲的区域性活动，在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获得广泛关注。现如今，论坛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被广泛研究的经济事件之一。

　　在博鳌亚洲论坛创立前，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经济学观点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1994年，他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出版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经济崛起的重要性被高估了，应该给预言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浇盆冷水。

　　他称这些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为“纸老虎”，其原因是它们没有遵循所谓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其中，中国和新加坡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

　　过去二十年多年的发展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克鲁格曼的论调。新加坡赶超美国，人均GDP达到了美国的103%，而它的购买力(PPP)，按照如今的汇率，则达到了美国的144%。如果说新加坡的成就可以用它是一个小国来解释，那么博鳌亚洲论坛的主办国——中国的成就又该如何解释呢？

　　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在人类脱贫史上创造了奇迹。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成功地使7.28亿人脱离贫困线，而同期，全世界其它地区共有1.52亿人脱贫。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改变着世界高收入经济体的格局。“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目标为6.5%，如能达到这一数字，不仅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且将使中国迈入世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世行最新数据显示，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为13.99亿，而中国现有人口13.64 亿(截至2014年)。也就是说，中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将使世界高收入人口的数量倍增。这些成就是其他遵循“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充分肯定了亚洲的发展形势，他指出：“亚洲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经济成就。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与克鲁格曼的预测完全相反。中国和亚洲并没有因未遵循“西方模式”而“错失良机”。世界各国应当向中国和亚洲学习，博鳌亚洲论坛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也正说明了这点。

　　多年来，中国在国际上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试图淡化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克鲁格曼的高谈阔论，还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均有认知不当之处。但这些都为“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提供了基础，认为中国无法实现增长目标，必然会导致“硬着陆”。

　　随着中国经济成功的事实越来越明显，西方学者试图守住他们的最后一个阵地，即克鲁格曼声称的“西方经济思维”优越性的论调。但显而易见的是，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偶然”结果的说法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发展显然不是用“偶然”就能解释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多次表示，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理念首先是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国际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结合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而西方的经济发展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2015年11月，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经济理论的基础。在今年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习近平重申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完全不同于前苏联和西方国家的。

　　中国的经济理念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高度“实用”，不被现有的理论所束缚。事实证明，通过不断地探索本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西方，在思想理论方面也已经实现了超越。

　　对于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来说，目前还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大功臣。但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早就对全球经济思维的发展进行了预测。他表示：从亚当•斯密到上世纪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19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对经济学家而言，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所以，经济研究中心东移是不可避免的。

　　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正是这种重心转移的体现：世界经济的发展，连同经济思维的中心正在朝着中国转移。(编译：李京荣)

　　(作者John Ross系中国网专栏作家、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英国伦敦金融与贸易署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