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银监局局长廖岷日前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加强金融大资管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的提案》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坚守风险隔离这一基本原则，加强资管业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管制度安排。

　　近年来，国内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致力于发展资产管理业务。据各类协会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各监管类市场主体资管规模约7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61%。其中，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的资管总规模约38.2万亿元，同比增长86%，银行理财23.5万亿元，同比增长56%。

　　廖岷说，资管市场深化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目前各资管产品的投资标的日益多元化、跨市场配置增加，且产品和交易结构更加复杂，如市场上出现“含优先、夹层、劣后分层结构的资管计划”模式，采取优先劣后收益分成方式，或者投向各分级类资产管理通道的优先级方式，资金实际投向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项目、资源类项目、PRE-IPO投资、上市公司并购、定向增发、上市公司股票等。

　　在他看来，这类分层模式的核心是基础资产重新打包、分割、出售，其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中CDO的翻版或变形。而某种程度上，我们存在更大的风险，体现在低净值客户和高风险资产未有效隔离，市场透明度差，由于监管标准不一致也存在监管套利和规避监管的现象。一旦市场流动性和基础资产价格出现逆转，优先级、劣后级投资人将面临一样的系统性风险。

　　廖岷认为，在金融脱媒叠加互联网发展的趋势下，如果此类模式信息未充分披露、资金投向风险较高领域、低净值客户“被借道”、“被创新”投向各类复杂结构产品，而上述风险又未能有效识别、监测和管控，则这种一步之遥的金融创新，可能形成金融泛滥。

　　为此，廖岷建议加强资管业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管制度安排：

　　第一，要有严格的客户分类安排，即禁止向低净值客户直接销售分层结构资管计划，真正将高风险配资和普通客户彻底隔离。对于高净值客户也应尽快研究和完善此类结构化产品风控机制。

　　第二，提高产品透明度，严格执行“穿透原则”，提高基础资产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第三，建立更紧密的监管机构之间信息共享机制，通过立法或国务院条例形式，明确货币当局、各监管部门之间重要核心监管信息共享的内容、方式和频率，清晰各自的边界和责任。金融机构从事跨业业务应有相应的业务条线监管部门实施功能监管。

　　第四，统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斩断管理部门对于各类清算机构、交易所、交易中心、行业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的行政干预，能交给市场的全部交给市场，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于市场主体行为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