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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3日 星期三

院士谈号贩子问题:家庭医生入户 政府购买服务

  • 发布时间:2016-03-12 10:38:57  来源:新京报  作者:王陇德  责任编辑:张少雷

  “号贩子”问题是本次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

  5日下午,卫计委主任李斌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问题,还是需要推进分级诊疗体系,重构三级医疗体系。

  分级诊疗体系该如何破局?对此,新京报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王陇德现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专访中,王陇德还回应了院士改革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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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改中政府如何定位

  从国际医疗卫生事业的趋势来看,提供医疗服务大部分都由民营医院完成。在发达国家,公立医院是极少数的,它的重要职责是解决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的医疗需求。

  “我们恰恰相反。”王陇德说,我们现在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必须是政府承担的、收支两条线。可现在的大医院都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各界都在呼吁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可如果都恢复了,可不可行?不可行,因为政府承担不了。”

  王陇德认为,根本问题还是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比如社会资本办医,政府该怎么管?发达国家非公立的社会医疗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医疗需求,政府就是购买服务,主要做两件事:把医疗保险搞好,医疗保险都是同等支付;把监管搞好,监督医疗服务质量。

  谈医疗改革

  加强分级诊疗 分流患者

  家庭医生跟老百姓签合同

  新京报:号贩子存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王陇德:号贩子的存在,是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医生,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比较欠缺。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加强和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合理分流患者。基层医疗机构必须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患者才会留在基层。

  新京报:解决号贩子问题,需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的核心是做强基层。

  王陇德:是的,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推荐一种方式,一些国家的家庭医生制度,就是比较好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家庭医生不是治疗疑难症的,而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由政府来购买服务。

  新京报:家庭医生制度具体怎么运作?

  王陇德:家庭医生不是政府的雇员,他们或是以个人形式,或是形成一个组织,他们和老百姓签约,政府就按这个家庭的人口数量,跟他结算。如果服务质量好,政府就按他跟老百姓签订的合同,付给他费用,如果服务质量差,就会受到惩处。

  新京报:中国是人口大国,家庭医生制度在中国有可操作性吗?

  王陇德:我觉得不是可操作性的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全科医生的概念,你看我们的全科医生系专业培养出来的医生在等什么?在等着国家分配,你把我分到哪个医疗机构去。所以我的观点是最好叫家庭医生。我这个专业,这个系就是培养家庭医生的,当然这需要国家也建立家庭医生制度。

  “多点执业”成本应由政府支付

  新京报:既然不会马上培养出大批家庭医生,那么现阶段该怎么做强基层?

  王陇德:可以以团队的形式,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一个团队里,内科、外科、妇科等常见疾病的专科医生都要有。还要建立上下联动的制度,上级医院的医生定期下到基层机构,解决疑难杂症。

  新京报:“上下联动”不是多点执业该做的事情吗?

  王陇德:从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至今,多点职业没有大的进展。多点执业推不开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公立医疗机构仍然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院长自然要考虑,我的医生走了,不给我创收了,我还要发他一份工资、支付他差旅费,短期可以,长期怎么维持?

  新京报:“多点执业”的成本该由谁承担呢?

  王陇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级医院的专家支援基层,应该是政府责任,政府应该支付这部分费用。政府承担成本,医生在不影响医院的运作机制、不影响医院创收的条件下,支援基层,院长就容易接受。这样才能把多点执业机制建立起来,才能真正提高基层的医疗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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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遴选近年变化

  2014年,我国陆续推行了院士遴选的改革措施,去年12月,两院公布了2015年院士增选结果,这次增选,是一系列改革之后的首次增选。

  这次增选,一个变化就是取消了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这样候选人推荐就剩下了两种方式:院士直接推荐、组织推荐。

  另一个变化就是增加了“终选”环节,由全体院士投票“终选”。

  王陇德说,对于这次增选,社会各界的评价很不错。不过也有可以完善的地方。比如推荐方式,取消了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之后,组织推荐是不是也应该取消?再有就是“终选”,由全体院士投票,可各个专业之间有差异,有的院士不了解候选人的学术领域,这样就难以对候选人的学术水平作出全面精准的评价,“所以增加的这个整体投票环节,还需斟酌。”

  谈院士改革

  院士推荐可学学诺奖

  建议不需要“组织推荐”

  新京报:近日有代表提出,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的人,却不是院士,值得深究,建议屠呦呦直接当选两院院士。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此你怎么看?

  王陇德: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我觉得,遴选体制的改革,将来可能还是从推荐程序和推荐方式上入手。

  能不能像诺贝尔奖那样,不是每个人自己去申报的,有时候获奖者评上了,可他自己还不知道。因为候选人本人都不知道,不知道评选谁,候选人是谁,就避免了走路子、事先活动等不正常现象。所以真正需要改的就是现在这种提名方式。

  新京报:现在的推荐提名方式是怎样的?

  王陇德:现在主要是两种方式,一个是院士直接推荐候选人,另一个就是组织推荐候选人,比如科协、高校等机构。

  新京报:你觉得这两种推荐方式该怎么改?

  王陇德:我觉得将来就不需要这些组织来推荐了。院士内部、学部内部大家来讨论,我这个领域我觉得谁符合院士标准,大家取得一致意见以后,然后再评审。

  新京报:可假如取消了组织推荐,如果某人很想当院士,觉得自己也符合标准,即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候选人,还是可以根据公开的院士名单、学部委员名单,公关走路子。

  王陇德:我觉得如果整个评审制度改了,出台一些制度规范还是能管住这类现象的。而且,通过公关搞定整个学部的委员,让大家意见一致,这是很难的。

  行政岗位上退休 称号不退休

  新京报:还有不少人一直建议,打破院士终身制。

  王陇德:2014年一系列的改革当中,就已经完善了院士退出机制,明确了哪些情况“劝退”,哪些情况撤销院士称号,比如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严重不端,就会被“劝退”。后来还出台了院士退休制度,跟其他人一样,到了一定年龄院士也要从行政工作的岗位上退下来,一般人是60岁退休,院士则是70岁。院士退休制度指的是从行政岗位上退休,而不是院士这个称号退休,院士是一个荣誉称呼,是对他以前工作业绩的一种认可,这个称号没有退休的说法。

  新京报:70岁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休之后,院士的待遇会有多大变化?

  王陇德:院士本身的身份待遇,其实并没有什么,北京市就是一个月补助1000块钱,作为院士津贴。

  70岁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觉得是合理的,不过退下来以后,工作条件基本没有了,比如研究团队可能就没了,怎么提供一些条件,让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的院士在业务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这个可能下一步还要研究。院士工作经验和工作阅历都很丰富,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还是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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