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明年经济工作重点：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提出，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会议提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会议还指出，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

　　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权威专家就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进行了深入解读。

　　关键词：结构性改革

　　五大政策配合结构性改革

　　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要用新思路新举措深挖内需潜力，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在“出口”、“投资”贡献乏力之际，“消费”正异军突起成为经济转型中的最大贡献力量。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将“扩大总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至更加显要的战略高度。

　　“改革正在慢慢见效，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逐步的推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星石投资董事长江晖表示，以投资为主导的传统行业正在慢慢萎缩，但以消费为主导的新兴产业，正在慢慢崛起，同时呈现出不可抗拒的上涨力量。

　　无独有偶，上海朱雀投资董事长李华轮也认为，2016年与过去几年最大不同是中国经济可能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相对于“需求侧”改革的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

　　来自宏观层面的数据，也印证了经济结构转型的轨迹——2015年，GDP虽然出现了缓慢下行，但前三季度我国消费增长贡献率却已经高达58.4%，预计到2016年，这个数字将提高到65%左右。

　　波士顿消费者洞察智库与阿里研究院联合开展的研究发现：人口、社会和科技发展等因素将为中国消费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对服务和高端产品的需求将急剧增长，网络购物的增长将为更多产品开辟更大的市场。

　　“尽管中国经济有所放缓，但中国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仍有望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魏杰鸿预测，到2020年私人消费将达到6.5万亿美元的规模，而上层中产及富裕阶层的消费者、新世代消费者以及网络购物这三股新力量将推动中国消费经济的转型。

　　在江晖为代表的投资界人士看来，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并进，这意味着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但这并不是要摒弃需求侧改革。在新经济的力量还不足以托起经济总量的过渡时期，政府并不会贸然放弃旧经济，实施休克疗法。

　　事实上，今年下半年，政府已经开始加速推进托底了，只是效果略有滞后而已，目前已经看到了一些苗头，11月份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出现回升的势头。简单说，目前的政策就是“托存量、加增量”。在这个导向下，托底会带来经济的企稳，改革逐步见效会带来新增的上行力量。

　　“我们坚定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长期向上拐点将在2016年出现，之后经济将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上述投资界人士判断，在积极财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下，中国经济的结构以及企业的生产效率将不断改善，代表新经济各个领域的领袖公司和成功转型公司依然是中长期的主战场。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

　　提高赤字率应结合供给侧管理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震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扩大赤字率和供给侧管理要结合，要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优化供给、创新驱动，这是实现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根本性措施。

　　中国从200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4年，财政赤字率分别为0.6%、2.8%、2.5%、1.8%、1.5%、2.2%和2.1%，其中2009年时达到最高，但一直保持在3%以内。

　　2015年的实际赤字率有多高？按照全国两会通过的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2015年中国财政赤字率约2.3%，比2014年提高0.2个百分点，赤字规模为1.62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2700亿元，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规模都有所增加。

　　长江学者教授林木西说，现在积极财政政策遇到一些困难，中央一般预算收入和过去相比是减少了。过去都是10%以上，今年上半年仅增加了4.7%，支出增加了10.6%。再一个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也面临着比较大的缺口。另外，货币政策等也出了很多措施，也遇到一些瓶颈，此时需要财政政策出手来相互配合。

　　今年11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曾提出，要反思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是否是绝对科学的标准。这被解读为赤字率红线调整的信号，政府可能大量增加投资。

　　在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看来，我国使用欧盟标准并不一定合理。阶段性扩大财政赤字率意味着财政政策可能会有更多的空间。一方面包含更多有效投资项目的开展，另一方面减税也有一定的空间。积极财政政策能够增加额外需求，不管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加投资的方式，使得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动能还是必须的。

　　赤字率的合理额度是多少？“企业一般的债务上限是80%，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比政府面对的风险要大，政府面临的是经济风险。一个经济里面有很多的行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财政债务从美国的经验看，过去20年一直和GDP总量大小差不多，运行还比较好。我们国家按照这个标准一查的话就是还能开发多少空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对上证报记者说。

　　关键词：去产能

　　绝对性过剩产能加快出清

　　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业内人士就此指出，化解产能过剩需要一揽子政策联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近日表示，当前，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特别是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也包括船舶，这几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供大于求的形势比较严峻。

　　以钢铁行业为例，数据显示，2003年产能近3亿吨，2012年产能已经突破10亿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钢铁产能已经接近12亿吨。而另一方面，全球需求低迷，中国冶金工业规划院最新研究表明，预测2015年我国钢材实际消费量为6.68亿吨，同比下降4%，预测2016年我国钢材实际消费量为6.48亿吨，同比减少2000万吨，同比下降3%。

　　这说明过去集中审批、管控竞争的方式已难以抑制产能过剩。业内人士表示，必须看到，因为产能过剩的行业往往是地方政府财政支柱企业，涉及当地财政收入、就业、经济稳定等问题。另一方面，现在过剩的产能不仅仅是落后产能，还包括结构性无序发展产生的大量先进产能，这些都是目前产能过剩政策调控无法根本解决的关键问题。

　　因此，化解矛盾的当务之急是严格市场准入，推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联动，严控产能无序扩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压缩现有产能，推动企业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表示，化解产能过剩首先要允许企业“退出”。“如果僵尸企业不能退出的话，对于提高资源效率会有很大的约束。”

　　在黄益平看来，供给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把失去的竞争力，尤其是在过剩产能僵尸企业上的资源释放出来，让它们支持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

　　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已十分坚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上表示，要下大决心，下一步将对“僵尸企业”、“绝对过剩产能”的企业狠下刀子，并提出下决心选几个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下手”。

　　冯飞表示，工信部正在组织相关行业制定分业施策的方案。比如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而且这个过剩是一种绝对性过剩，该退出的要加快市场出清。

　　关键词：去库存

　　房地产去库存打出“组合拳”

　　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中房数据研究院院长陈晟向上证报表示，化解房地产库存，其实质就是稳定中国经济。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来看，部分内容超出业内外预期。其中，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对农民工“新市民”的“组合拳”。陈晟指出，只要政策能真正落地，让“新市民”安心在城镇落户居住，那么房地产高库存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事实上，住建部日前召集了地方房管部门研究去库存方案，其中便提到要促进农民购房、拆迁补偿方式变动以及加强商品房管理等内容。其中，促进农民购房是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农民工的潜在购房需求非常大。今年2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1.68亿农民工中没有在城里买房安家的还有1亿多。

　　《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5-2016》测算称，按照未来5年1亿人城镇化计算，如果70%家庭人口在城镇购房(人均33.3平方米)，每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购房需求可达4.6亿平方米，未来5年总共23.3亿平方米。目前存量房产28亿平方米，确实能够消化。

　　陈晟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其核心是鼓励大家持有住房，并进行资源再配置，以求化解库存。为此，他预计政策还会有进一步的细化“组合拳”，例如包括给予专门用于租赁的住房用地的价格上的优惠等等。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珏林向上证报表示，中央已经明确了房地产去库存是要打的一场硬仗，他建议可以从“缓开发”、“宽政策”和“盘活市场”三个方面发力，打出一套“组合拳”。

　　其中，“缓开发”是为了减少房地产增量以降低对已有库存量的压力；“宽政策”是要降低门槛儿，以求让更多的有潜在购房需求者进入市场，消化库存；所谓“盘活市场”，就是要打通并融合保障房和商品房，以便消化部分商品住房库存。对于“将鼓励房地产开发商降低房价”，王珏林表示，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费等政策，降低开发商成本，从而鼓励其降低房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必然有助于改变房地产的低迷状况。”王珏林说。

　　多位专家分析，房产调控将和城市群布局与经济带建设协同进行，预计明年三、四线城市将加快去库存步伐，一线城市的楼市也将回暖。

　　关键词：去杠杆

　　继续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置换

　　去杠杆方面，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还提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

　　在业内人士看来，2016年，国家将继续加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总规模为24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5.4万亿元。

　　对存量置换问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近期撰文称，出于对减少市场冲击的角度考虑，有可能会设置一定期限的过渡期来完成置换工作；如果考虑三年的过渡期，则每年置换债券发行规模约为4万亿至5万亿元。

　　惠誉方面也预计中央政府将继续扩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规模，由今年的3.2万亿元增至每年的3.2万亿-4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接下来，去杠杆一方面是通过加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另一方面是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的同时，降低企业的杠杆水平，包括后续注册制的推出，也在去杠杆的政策范畴之中。

　　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曾刚表示，2016年，金融风险防范将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金融体系交叉风险、民间融资风险等三个方面。虽然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总体可控但上升的趋势不容忽视，商业银行应该加快处置风险，提高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目前，分业监管的体系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随着资金跨市场流动加强，交叉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监管体系层面，将会进一步做好监管协调，通过监管体系改革更好地适应跨市场金融活动的监管，防范整个金融体系风险。

　　在他看来，打着互联网旗号的民间金融风险逐渐暴露，个别体量并不小，影响较大，监管层应该尽快出台相应的监管措施，制定规则加强监管，同时加强投资者教育。

　　关键词：降成本

　　企业降成本亟待结构性减税

　　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减轻企业负担意味着继续推进结构性征税，包括提高直接税比重，增强可操作性，而不是全面减税。

　　“减轻企业负担，除了下调宏观税赋外，调减企业非税负担更关键，包括下调不合理收费、社保缴费调减、减轻企业综合负担，如红顶中介寻租带来的综合成本，以及更有效融资支持中小微企业，辅以政策性金融、产业基金等配套改革措施。”贾康强调说。

　　供给经济学派的典型主张之一，就是刺激生产必须减税。目前，结构性减税和降低融资成本政策建议已成为主流。据报道，发改委等部门已展开调研，不久后将推出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相关措施。不过，在具体操作中，专家对落地政策的优先级还有分歧。

　　“前些年减税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研发费用扣税，以及小微企业暂缓增值税等，但都是局部地区的毛毛雨。现在产业太困难了，需要普降甘霖。”国研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测算，去年国内增值税约3万多亿，如果降两个点的增值税，就是减税三四千亿，压缩10%的全国行政事业办公费用足够弥补财政收入下滑。

　　贾康进一步介绍，结构性减税可以做的措施有，加快完成营改增征税工作，下一步，以问题导向，设计优化调整方案。支持中小微企业可以做的减税措施，包括加速折旧，研发投入抵免所得税，鼓励创新等。

　　至于已做出的决策如何落实，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曾在多个场合指出，减轻企业税费力度，当前最主要要做营业税改增值税。原计划“十二五”期间完成，还有五六千亿没减，改革越推迟，分母越大。民营企业有很多投资项目，但一直在等待政府营改增靴子落地，以分享改革红利。此外，划转部分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总量约15万亿，可以降低社保缴费率一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改善企业经营效益，提高职工收益，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有较大刺激作用。

　　关键词：国企改革

　　2016将是国企供给侧改革年

　　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从会议内容可见，明年的经济工作将以调结构为主题，化解产能过剩为重点，由政策发布年转为改革落地年。而在调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因国企在相关行业占比最大故将成为改革主体。可以说，2016年将是国企的供给侧改革年。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如何化解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就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课题，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除钢铁行业外，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纺织、食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也相当严重，而在这些领域，国企都占据多数，系改革主体。

　　对于国企去产能和解决僵尸企业，主要可有五大路径：一是从解决僵尸企业入手，关停并转，用产权转让、关闭破产方式加快清理退出；二是剥离出来，重组合并，重新配置资源；三是用“腾笼换鸟”的思路去换产品、换技术，换新的运营方式，提供有效供给；四是扩大出口，开辟新的市场，从需求端加快去产能；五是加快产能输出，在供给端消化产能。

　　而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本次会议围绕“结构调整”的主题，重点强调了“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说明这两项工作将是明年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尤其是两类公司的定位即通过“三个一批”调整行业结构，故将是明年工作的当务之急。而垄断行业改革则将以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等行业为主。

　　关键词：对外贸易

　　外贸开放领域的五颗“定心丸”

　　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对内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业内认为，之所以把上述任务作为明年的工作重点，是为了给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工作开出五颗定心丸。商务部研究院市场经济部副主任白明对上证报记者指出，未来中国需要拓展国际空间，发展外向型经济，而这中间逾越不过“优进优出”，即优化我国的贸易结构，这是必须要走的路和其他外贸工作的基础。

　　“其次，会议指出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应对的事情，如‘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是因为如果不参与就会陷入被动，例如TPP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在刚结束的WTO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之前和之中，美国对多哈回合机制提出质疑等，都使得我们目前面临了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因此积极参与全球的经济治理非常有必要。”白明说。

　　再次，“一带一路”将是未来方向。白明表示，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的前一两年主要是在争取共识和计划的相互对接，未来则是项目落地，其中包括国际产能合作，也要与“一带一路”密切结合。

　　四是面临当前的形势和压力，需要寻求新的突破，如在上海自贸区等自贸区建设的工作上还需要做进一步工作。

　　五是解决了外资是否还用的疑惑，为外资传递、增强了信心。

　　白明表示，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作为贸易大国的我国，在剩余国际市场只会越拓展越艰难，方向是向贸易强国转变，因此未来的重点工作是为贸易强国铺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点，也是解疑释惑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