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宝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网财经10月17日讯 今日，以“转型与创新——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为主题的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在会上表示，中美贸易摩擦不再去讲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短期的贸易战造成了我们外贸出口的下降，造成我们的产业在往外转移。二是科技战造成了我们明显的“卡脖子”问题，出现了“卡脖子”问题一出现，就凸显出来过去中国的要素在供给过程中，我们的科技水平、人才水平不足的问题，还有金融支持实体能力问题。这两个问题加在一块就逼得我们不断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下为演讲实录：

　　祝宝良：各位来宾，下午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参加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给我的题目是讲金融怎么来支持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大家都知道，是2015年提出来的，当时我也是参加了报告的起草工作。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变化以后，我们提出来要从提高产品的质量跟生产要素供给质量这个角度出发，以改革的办法来推动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来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满足需求，实际上是从供给和需求端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目标当然是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主要是通过一些改革的办法，把我们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收入分配的结构调整好。这是我们对供给侧改革当时的一个主要的定义和想法。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这两年我们是怎么改革的？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有几个大的背景。最主要的大的背景是中国在2012年以后，特别是应对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后，到了2012年期间，2008—2012年我们在大规模刺激经济增长以后，2012年开始我们的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我认为到现在还是存在的。2012年一直到2016年，当时在中国出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我们把它解释成叫四降一升的矛盾。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从2012年中国的经济降到了8%以后，一直降到现在，明天统计数据就出来了，估计快要降到6%左右了。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工业品价格一直在往下跌。虽然状况有所改变，但是从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工业品的价格又开始出现下跌了。工业品价格下跌，企业的日子就非常难过，因为没有利润，但是房地产的价格、居民的消费价格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的。企业的日子难过，政府的日子就很难过，财政收入就下降的很快。

　　按照四降出现的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如果市场体制是完善的，产能过剩能出清的话，我们采取的措施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我们就可以继续大规模刺激经济。把经济需求拉上去，工业品价格不就回升了吗？工业品价格回升了，企业的利润不就改善了吗？政府的收入也就改善了吗？经济增长规模就上来了吗？2012年我们开始第二轮大规模刺激，2013年开始第三次大规模刺激，这就出现了一升的矛盾，金融风险在上升。明显表现在两个问题上。我们出来的大量货币投放，导致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居民的杠杆率加的也很高，那么企业的负担就越来越重，还本付息的压力就很大。大家经常说我们都在为金融部门打工。

　　钱出来以后，进不到实体企业里面去，进不到产业部门，全部进入到了房地产，导致三轮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按照一升的矛盾，既然金融风险在上升，我们就不能再大规模刺激它了。前面四降告诉我们要刺激，一升告诉我们不能再刺激，那么在制定国家宏观政策的时候怎么做？刺激不行，不刺激也不行。这就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来源。从需求端看，中国的需求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而是供给端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从供给端解决问题，把结构调整好，满足需求。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3、4年的时间，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我觉得还没有解决，甚至还在恶化。这是当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看到的主要现象。

　　这几年深入分析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四降一升”的矛盾，我们必须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背后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变化以后，需求结构是在发生变化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以后，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有了需求以后，我们产业结构的撬动没有跟得上。二是过去的生产要素供给已经发生变化了，包括劳动人口，包括科技进步。三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不再去讲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短期的贸易战造成了我们外贸出口的下降，造成我们的产业在往外转移。二是科技战造成了我们明显的“卡脖子”问题，出现了“卡脖子”问题一出现，就凸显出来过去中国的要素在供给过程中，我们的科技水平、人才水平不足的问题，还有金融支持实体能力问题。这两个问题加在一块就逼得我们不断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