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努斯的试验在中国远远谈不上成功，不过他和他的伙伴仍在努力。

　　这个头发花白、年届75岁的老人之前从未想过，他的小额贷款规划会发展成一个为全世界800多万穷人服务的银行，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另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如此被“哄抢”。

　　“我最初做这个事只是想帮助几个饥民，把自己从负疚感中解脱出来”。坐在我对面、着一身传统孟加拉长袍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告诉我，格莱珉计划是他一时冲动的产物。

　　尤努斯起身和坐下的动作显得有些缓慢和吃力，出门需要带随行医生。但那些由于小额贷款而生存下去的人，那些从中看到脱贫与发展希望的人已经不允许他止步：他是“穷人的银行家”。只要一有召唤，他就会全世界各处飞，近几年每年都要来中国。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中国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媒体和利益相关者讲述他的普惠金融理想。有着绝对数量贫民和留守妇女的中国是尤努斯心目中复制格莱珉模式的绝佳样本。

　　但每次来到中国，尤努斯遇到最多的就是有很多P2P老板拉着他问：我的生意怎么做才能成功？之后便要求一起合张影。

　　追寻尤努斯，更像是一种仪式。尤努斯的试验在中国远远谈不上成功，不过他和他的伙伴仍在努力。

　　一

　　1974年，孟加拉陷入饥馑。尤努斯任教的吉大港大学校园外街道上，每天都有人饿死。尤努斯再也无法安心待在教室里了。“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遭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尤努斯说。

　　他走进校园附近的乔布拉村，寻找解决饥饿的方法。1976年一天，他和同事拉提菲（Latifee）教授在村里看到一个女人，光着脚蹲在家门口的泥地上。她的双膝紧紧夹着一只做了一半的竹凳，生了茧的双手飞快地编织着竹条。

　　他们前去和女人打招呼。她却面容紧张，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尤努斯用本地方言有礼貌地介绍自己，她才稍稍安下心来。女人叫苏菲亚（Sufiya），21岁，每天的生计是花5塔卡（相当于22美分）从中人那里买回竹条，编成竹凳后再以5塔卡50波沙（24美分）的价格卖回给他们，相当于是还债。她每天赚取50波沙（2美分）差价，用来维持这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家庭。

　　尤努斯陷入震惊。“我以前从没听说有任何人会由于缺少22美分而受苦。”尤努斯曾求学于资本发达的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对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却发现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解决眼前的现实。这些理论在分析贫困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总体繁荣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就像孟加拉女人的遮蔽习俗，被隔绝在视线之外。

　　“如果说一所大学是积蓄知识的地方，那么这些知识中应该有一些被用于造福邻里。”第二天，尤努斯让学生帮忙在乔布拉村开列一个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生存的人的名单。一周以后，他拿到的名单共有42人，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就只因为没有这27美元！”尤努斯一声惊叫。1976年12月，他从银行贷出一笔钱，借给了乔布拉村的穷人，这成为他开展格莱珉实验的肇始。

　　“格莱珉”的实验对象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其中96%以上为妇女。但高傲的银行职员们却不愿和穷人打交道，在他们看来，穷人没有信用价值，是“金融界不可接触者”。他们只认尤努斯，大学教授尤努斯以自身信用为向他们借钱的穷人提供担保。

　　二

　　1983年，格莱珉获得了一张政府颁发的银行执照——格莱珉银行成立了，它由一个实验项目转变为一家为穷人服务的独立银行。

　　格莱珉银行借钱给穷人时，无抵押，无担保。但借款者必须选择加入一个5人小组，彼此互助和监督。5人小组中如果有1人违约，也会影响到其余4人的信用，该小组成员都不能再从格莱珉银行贷款。

　　就连尤努斯本人也大为惊奇的是，这些无抵押担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还款情况还要好。在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还款率超过98%，在很多村庄，这一比例是100%。

　　“很多妇女从我们信贷员手中接过钱时，手都是颤抖的，她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尤努斯在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写道，“但是从这一天起，一个机构信任了她，把钱借给她，她一定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奋斗还清每一笔钱，因为这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此后30多年，格莱珉模式向着全球复制。2006年12月，因“从底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与格莱珉银行同获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信托是一家为世界各地复制格莱珉模式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NGO。该机构总裁、尤努斯当年在大学的同事拉提菲告诉我，格莱珉目前已经复制到全球100多个国家，截至2015年1月，累计发放贷款65亿美元，坏账率总体上不超过2%。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一批先行者开始学习尤努斯。中国社科院学者杜晓山拿到一笔由格莱珉信托提供的种子基金，在河北、河南多个项目点开展“扶贫经济合作社”。它看似原封不动地沿用格莱珉模式，但20多年下来，部分项目点“拖欠贷款严重”、“财务管理混乱”。2013年6月，杜晓山将河北涞水的扶贫经济合作社转手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

　　2003年，江苏省徐州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一个叫高战的青年研究生毕业了。他满怀热情地回到家乡，开启了重建故乡的征程。

　　高战在陆口村发起成立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最早的形式很简单，协会召集了几十个农民一起开会，号召大家把闲散的钱汇到一起贷给需要用钱的。”高战说，第一次开会大家凑了一笔钱，当场就贷出去了。

　　尽管没有专业的指导，协会管理人员还是摸索出一套土办法：存款保密，贷款公开；贷给男性，夫妻共同签署合同；每份贷款需要有2户担保；最高不超过5000元，最长期限不超过1年，经营范围必须是在本村。

　　农村发展协会在初始的状态下运作了几年。但随着规模的扩大，垒大户、逾期还款等现象开始出现。信贷员不仅没有及时解决问题，反而协助客户获得更高额的贷款。在他们看来，富裕的农民更加具有还款能力。

　　2010年的一天，高战无意中接触到《穷人的银行家》，如获至宝。他连夜读完此书，他的小额贷款实践也随之向着格莱珉模式转型。

　　三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像尤努斯教授1976年在乔布拉村一样，我们把自己置身于发展和学习过程中。”高战说。

　　本刊记者从北京坐高铁到徐州，接着换乘大巴、打车，几经辗转终于来到陆口村。这是一个典型的苏北农村，村民约有3000人，人均年收入约2000元，中国农村的小康标准是人均年收入8000元。当地主要经济作物有毛豆、玉米等，村民把自家种植的毛豆、玉米粒采摘下来进行加工再运输出去卖，已经发展成一个较大的产业。

　　做这些活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更年轻的劳动力远在异地打工，留下老少，或者哺乳孩子的妇女，守望着村庄。几年前，村里盖起了一栋挂着中国和孟加拉国旗的绿色小楼，去年还进驻了一位孟加拉来客。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总是走在田间地头和村民交流生计，说到高兴处，大笑一声露出洁白的牙齿。

　　这里是格莱珉银行江苏陆口支行办公室，由高战家的祖宅改建而成，除了孟加拉专家萨克尔（Sarker），还有4名全职中心经理。为了开展陆口村试点，高战卖掉了自己在北京二三环间的一套房子，作为启动资金用于放贷。

　　“中心”是格莱珉银行体系中一个独有的概念。按照区域划分，每6-8个5人小组形成一个中心，每个中心由指定的中心经理发放贷款。每天中心经理们都有一项日常工作，他们骑着电动车，下到各个中心收款，同时召集客户开会。

　　陆口支行的还款模式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相同。借款人整借零还，全年按50周计算，每周需偿还本金、利息，外加一部分存款。借款利息为每年10%，存款利息6%。一个村民从陆口支行贷款1万元，他每周需要交给中心经理230元：其中本金200元，利息20元，存款10元。一年后，当他还完1万元贷款，共支付利息1000元，并存入500元获得30元利息。与孟加拉稍有不同的是，陆口支行100%贷给妇女。

　　张春艳、纪传香刚从格莱珉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她们新加入一个5人小组，其余3名组员分别是王素娟、黄桥梅、陆聪梅。按照格莱珉模式惯例，放贷前她们必须先参加新客户培训。

　　我跟随中心经理顾绍辉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到达培训地点。因为“照顾孩子”，张、纪二人迟到15分钟。在等待间隙，顾绍辉告诉我，在农村迟到是经常有的事，等她们来了必须强调准时到会的重要性。“我们通过贷款、小组会等形式，其实是介入到她们的生活中，培养她们守时、讲信用、公共参与的意识。”

　　张、纪二人到来后培训会开始。顾绍辉首先强调纪律，紧接着让她们谈谈贷款的用途。张说，她准备贷款5000元养鸡，纪贷款1万元想购买一辆电动三轮跑出租。顾绍辉继而向她们说起这笔贷款的由来。“在我们国家云南、西藏还要往南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孟加拉，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那里有一个叫尤努斯的经济学家发明出微金融这种工具，看就是你们身后墙上那位。”

　　纪传香是见过尤努斯的。2014年12月17日，尤努斯来到陆口村见证格莱珉中国成立，高战出任总裁。村民们这辈子也没有亲历过如此盛大的场面：200名妇女打着腰鼓迎接尤努斯，他从大巴车上走下来，摘帽弯腰，接过村民为他戴上的花环。

　　这是有着深厚中国情结的尤努斯第一次走进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村，他的出现极具象征意义。

　　陆口支行的服务半径为20公里，由陆口村辐射到邻村。尤努斯来到陆口三个多月后，七八公里外的臧许村，年过半百、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的苗云侠做梦都没有想到，她获得了这辈子第一笔贷款，金额2万元。她准备用来进货，和儿子一起摆摊。

　　然而，几个月后，苗云侠出了“事故”。儿子拿着钱到其它城市做生意，苗本人去新沂市给人刷碗，自此不再参加小组会议，也不按时还款。顾绍辉通过她在家的儿媳妇，终于请她回来参加一次中心小组会议。

　　我们来到苗所在中心开会的集合点，围坐成一圈。苗云侠左右的成员是她在村里最重要的社交圈，也是农村人的无形资本。“如果确实遇到了困难，一定要开会时说出来，我们都会想办法。也可以延长分期，把每周还款额降低到可以承受的范围。”顾绍辉说。

　　苗云侠承诺每周按时还款后，组长喊起立，互相敬礼，会议结束。顾绍辉收完款，在每位组员的登记本上做好记录，又还给组员。

　　“要想取得客户的信任可不容易，良好的信任需要长期积累，如果不是对乡村工作特有感情，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在回支行的路上，顾绍辉边开着电动车边和我聊天，“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贷款这种媒介，慢慢和村民去建立联系，帮助她们重拾信心，改善生活。”

　　四

　　“中国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是瘸腿的。这不是微观问题，不是实践者能决定的问题，是宏观问题，是制度问题。”2006年，获得诺奖的尤努斯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他在小额信贷年会上的这番演讲语出惊人。

　　尤努斯的意思是，格莱珉实验在中国之所以出现问题，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一家专门为穷人和妇女提供小额信贷的独立银行，公益性的小额贷款都是NGO在做。他们在开展业务时不能吸储，一不小心就会踩到非法集资的红线。

　　在高战看来，除了金融政策没有放开，那些失败的实践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并没有学到格莱珉模式的核心。“有的人一说到5人小组就会想到5人联保，尤努斯从来没有说过违约要承担连带责任。格莱珉到底是什么？格莱珉的核心是通过小组学习、互助，帮助穷人实现自身的发展。发展的目标实现了，还款率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9月，格莱珉陆口支行共发放贷款1266200元，惠及63名妇女。

　　“陆口是真正意义上的格莱珉试点吗？”我问高战。

　　“是。只是资金有限，规模还很难扩大。”高战说。

　　作为尤努斯的中国门徒，在新的互联网金融浪潮面前，高战也在不遗余力地尝试格莱珉中国的新突破。

　　2014年12月17日，格莱珉中国与京东集团共同签署《中国小微金融战略合作框架备忘录》。尤努斯希望通过技术，农村更偏远地区的人也能获得小额信贷服务。“现在合作还只是一个开始，主要是他们提供资金，我们来做，我们有可能通过京东的众筹渠道获得一笔钱，但写在纸上的东西去落实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历。”尤努斯说。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从今年起，格莱珉中国开始攻占城市，并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解决吸储问题。

　　格莱珉中国与深圳一家金融集团合作，成立深圳格莱珉普惠金融服务公司，用格莱珉模式为深圳城中村的妇女提供小额贷款。深圳格莱珉普惠金融公司继而与P2P公司合拍在线合作，借款者可以在合拍在线平台上发标，筹集创业资金。1-2年内，合拍在线不从中追求回报。

　　然而，中国小额信贷之路最大的现实却是营利性P2P爆炸式发展，公益性小额信贷乏人问津。吸储合法性迟迟难以解决。

　　正因为此，尤努斯对这一合作期望甚殷。在2015年10月13日深圳市民中心的合作战略发布会上，尤努斯望着全场大声说道：“深圳是中国的创新之城、创造之城。我们能够用这种创造力中很小的一部分来改变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