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医生都有和号贩子“斗智斗勇”的经历。

　　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于刚有天刚上班，就迎面遇到号贩子。这位号贩子跪在他面前：“于主任，我排了您一天的号，现在已经没有号了，您给我加个号吧。”于刚正准备加号，一旁的护士赶紧给他使眼色，于刚立即明白了，这是一个号贩子。2月28日，于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一边是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一边是蜂拥而至的病人。原本就倾斜的天平在号贩子出现后，变得更加的扭曲。

　　倒号方式也在升级

　　实际上早在1998年，我国就有对号贩子的打击行动。当时北京东城公安分局针对同仁医院的“号贩子”展开了统一行动，抓获“号贩子”138名。

　　2005年，卫生部、公安部等部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允许公安机关进驻医院，设立警务工作室，开展现场打击。

　　十年之后，北京警方又一次开展集中整治“号贩子”专项行动。2015年共出动50余次，仅在北京儿童医院，就抓获“号贩子”245人。

　　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公立医院，3月3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其官网上公告，为构建公平有序就医秩序、打击号贩子，医院决定进一步完善号源管理，包括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和现场加号等，并于3月7日正式实施。

　　打击的力度越来越强，号贩子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了“抗药性”。

　　“前些年，号贩子是拿着小马扎，半夜来医院排队等着放号。他们的分工也很明确。”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黄医生对记者表示。如今号贩子的抢号“花样”越来越多。“从线下到线上，他们已经玩转‘互联网+’了。”他说。

　　为适应新形势，目前，北京市已推出了京医通微信预约、114电话预约、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医院挂号客户端等多种挂号方式，以方便患者。与此同时，号贩子也迅速配置了抢号软件与设备，可随时在多台电脑上同时抢号，以及几十个电话同时预约。

　　此外，一些号贩子还开始“苦练演技”，直接找医生加号。杭州的一名三甲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对记者表示，“他们喊得比谁都响，说得比谁都惨，赚到的差价比医生看一天门诊都要多。”该医生说。

　　更令人痛恨的是，号贩子与医院的个别工作人员有利益关系。央视记者近日暗访发现，上海市瑞金医院的保安帮号贩子找“生意”，号贩子卖的预约号名字不符医生不管，甚至还能让推拿科医生“帮忙”随意开缴费单。

　　症结是医疗资源不足不均

　　为了打击号贩子，近日，北京多家医院纷纷实施新举措。譬如，北京同仁医院表示，该院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普通号源不限量供应，专家门诊出诊时间也将延长。

　　另外，近日北京市医管局在2016年工作会议上透露，今年将在22家市属医院全部实施非急诊全面预约。到今年底，市属医院将全部取消现场放号。

　　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三甲医院医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尽管能够对打击号贩子有一定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黄牛倒号背后的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足且分配不均，再加上挂号费用的廉价，才让号贩子有争得利润的空间。

　　医疗资源不足的状况直接表现在医生的工作强度上。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皮肤科医生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们科只有20个医生，但病人有一堆，每天几十个病人抢一个大夫。经常是未说几句，下个病人已催。这边刚讲5分钟，第二个病人就敲门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以及生育政策的调整，部分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将日益凸显。

　　此外，北京天则经济研究院专家认为，号贩子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真实价格和现价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但艾瑞咨询分析师秦泽西对记者表示，医疗是准公共产品，有一定的公益性。如果将医疗服务价格完全市场化，各个群体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并不相等，不利于公平。只有推进分级诊疗制度，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的问题。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说，国外没有号贩子，就是因为有有效的预约转诊制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告诉记者，如果真正实现实名，并且移动预约挂号系统能真正做到信息透明，双向公开系统建立完善，号贩子问题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预约挂号并不是最终的目标，这只是第一步，进而分流医疗服务，把非急诊、非住院的病人转移到社区诊所来，这才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