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春节前，一则“东北女孩在北京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的女子怒斥医院号贩子，将300元的挂号炒到4500块，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有挂到号。视频中姑娘的怒斥，戳痛了不少求诊者和家属的心，在网上喧嚣一时。

　　看病难、看病贵是个老话题。最近几年的两会上，看病难问题成为总也绕不开的热点。最近，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是否也遭遇过挂不上号的难题？为何号贩子总是“野火烧不尽”？这又究竟该由谁来管？

　　去医院看病，总会碰到号贩子，这让全国人大代表郭乃硕很烦恼：

　　不但身边有人，我本身都经历过，在北京就遇到过，去年两会期间就遇到过。所以我说是普遍存在的。

　　不仅去医院就诊会碰到号贩子，哪怕到医院上班也总要跟号贩子打照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病理科主任孙建方经常遇到“号贩子”当面兜售自己的专家号。“我经常会碰到号贩子。我上门诊，号贩子说，他这号挂不着，你找我，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挂上。”

　　怎样才能打击“号贩子”？全国政协委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院长侯艳宁说，打击号贩子，医院必须要出“重拳”：实名制挂号、预约挂号，挂号你必须带上身份证，没有这些就不能挂，所以号贩子就不能挂号了。

　　用身份证挂号，号贩子就能从此销声匿迹吗？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可不这么想。两会前，他曾做过专门调研，发现，在浙江，实行挂号实名制后，黄牛党号确实减少了，但没被“淘汰”的黄牛们，技能却“升级”了。“实名制挂号网络跟公安网络不连接，随便输入一个身份证号，只要是18位，都能够输进去。这样，号贩子可以不断输入不同号码，抢到多个号。以后，跟需求方去交换。对接后，我放号，你抢号这种方式来倒。”

　　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号贩子们也想出了另外一种让院方头疼的“招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院长郭启勇说：“20、30人站着排队，卖前5个人的位置。没有法条规定不允许人家在这，所以这也考验医院的管理水平和协调能力。他没违法，但医院怎么来杜绝呢？”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花亚伟感叹，仅靠医院来打击号贩子，难度不小。一些大医院每天挂号七八千人，怎么去管理？有多少警力才能管这个事？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也呼吁，打击黄牛，医院必须和公安联合，实现真正“实名制”。挂号的身份证要真正实名的，而不是随便就能拿到的。

　　全国政协委员王执礼则希望，用“重典”来治理号贩子。政府应该做一个新的司法解释，针对扰乱社会秩序、扰乱医院正常医疗秩序进行治理，师出有名，惩罚就有威慑力。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副院长孙丰源提醒，从根本上打击号贩子，还得从医院自身入手。捋顺医疗关系，使病人合理流向，加大法制力度。

　　要改变病人合理流向，医生的水平成为关键。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希望，今后内陆省份医生的医疗水平能有质的飞跃。“医疗资源太垄断，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北上广，一定要把北上广掌握的技术，内地省份不掌握的技术学来，为本地老百姓服务。真正把老百姓压在市县这一级，适宜技术要加速推广，要分级诊疗。”

　　2015年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前100家医院中，有52加医院集中在北上广三个城市。北京有超过60家三级医院，年门诊量高达两亿多人次，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地来京就医患者。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直接导致了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大医院拥挤不堪。

　　全国政协委员孙建方说，解决供需严重不平衡的症结，需要给医生更多自由。分级医疗，建立团队，多点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