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些地区探索将父母护理假享受对象由“独生子女”扩展到“非独生子女”,备受各界好评,同时也不乏担忧和疑问之声:如何保障劳动者“敢休能休”?
单从政策来看,旨在让劳动者更加灵活地兼顾工作和照料父母,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当下,部分劳动者同时肩负着两位老人甚至夫妻双方父母的养老重担,压力不可谓不大。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提交《关于为父母60周岁以上子女增设护理假的提案》,希望进一步推动上海为父母60周岁以上的子女增设护理假,增强家庭养老保障能力,社会反响热烈。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社会对于增加护理假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份通过地方立法建立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其中有一些地方拟取消或放宽“独生子女”等限制条件,但从现实来看,“不敢休”“不能休”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换个角度来看,“父母护理假”升级,意味着企业人力、管理等成本的增加,劳动者休假的阻力和成本也可能随之上升。正因此,近年来出于个人职业发展、单位人手紧缺或是职场氛围等因素考虑,不少劳动者便选择了“非必要不休假”。近期一项针对企业年假制度和职场休假现状的调查问卷就显示,近七成职场人未休完年假,而且主动放弃者增多。
合理休假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但在内外部因素叠加之下,职场越来越“卷”之时,“请假羞耻症”就会“找上”打工人。从年休假、探亲假,到护理假、“痛经假”,这些年劳动者休假难题一再引发热议,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落实和保障政策,导致一些“纸面福利”难以照进现实。而对于护理假本身而言,休假对象从“独生子女”扩展到“非独生子女”是必然趋势,作为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一种奖励性措施,有必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新时期缓解子女赡养和看护老人的压力中更好发挥作用。
既然如此,就应想方设法细化政策“颗粒度”,把红利落到实处。对此,一方面,要“立”,通过及时总结各地做法和经验,不断完善护理假制度安排和具体细节,提升可行性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破”,想方设法破除阻碍劳动者合理休假的制度因素和现实因素,如督促企业依法落实休息休假制度,设立清晰、严格的罚则等,让“不敢休”“不能休”成为过去式。总体来看,保障劳动者的“休假自由”受多方因素制约,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协同推进,并非一日之功。
笔者还注意到,近期日本东京都政府发布消息,将从明年4月起允许其员工每周工作4天,以扭转日本的低出生率。有意思的是,即便“上四休三”制度能让打工人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实际上也并未获得日本舆论的一致支持,调查显示甚至有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不应该推进”。由此看来,休假问题也属实是众口难调,一定程度上算“世界性难题”了。
(责任编辑:谭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