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的调整之路，我们尤其需要关注2015年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中出现的新变化。这就是我国国际收支在2015年从过去常态化的双顺差变为“一顺一逆”，即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金融项下私人资本流动逆差。具体考察经常项目顺差和私人资本流动逆差的构成，我们将会发现这种变化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2015年，我国出口和进口的绝对水平都明显下降，这是多年未曾出现过的状况。只是因为进口下降幅度更大，贸易顺差才会增长。进口之所以会大幅度下降，首先是因为我国进口中有一部分是“为了出口而进口”，出口下降自然导致这部分进口下降。其次是国内经济下滑导致内需下降，对进口品的需求自然也会下降。最后是世界经济低迷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在进口量维持增长的同时，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额大幅下降。这是一种典型的“衰退型顺差增加”，在长期中是不可持续的。

　　展望未来，在国内外经济再平衡的趋势下，我国货物出口难以恢复过去的高速增长；随着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的恢复，我国货物进口将会更快地恢复增长；旅游、购物、教育和高端医疗等服务的进口需求旺盛，加之服务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将会不断扩大。总之，我国在经常项目上的顺差会出现大幅下降、甚至从顺差转变为逆差。

　　2015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下私人直接投资依然处于顺差状况，但是由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已经明显下降；私人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大幅上升。总体上必须依靠官方储备资产的净流入来平衡私人部门的国际收支逆差，由此导致官方储备不断下降。展望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将会推动我国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进一步下降，甚至可能变为净流出。人民币加入SDR引领的金融大开放，使得证券资金跨境流动性显著提高。但是在国内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的情况下，我国无法吸引和吸纳证券资金的大规模流入。相反，外部高度发达和成熟的金融市场会吸引我国证券资金的大规模流出，由此导致我国证券资金净流出规模进一步扩大。依靠官方储备资产来弥补私人部门逆差，这种平衡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官方储备资产总有耗尽的一天。一旦官方储备耗尽，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国际收支危机和货币危机，乃至演变成整体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人民币正式成为SDR篮子货币后，必须极其关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

　　在长期中，经常项目逆差和私人FDI逆差必须依靠私人证券资金的净流入来弥补。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式。但由此立刻产生两个问题。首先是如何吸引私人证券资金的大规模流入？人民币加入SDR将会引领的金融大开放，为证券资金跨境流动性的提高创造了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需要不断提高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广度、效率和流动性，以此增强对证券资金流入的吸引力和吸纳能力。其次是如何管理具有极大波动性和易变性的私人证券资金流动？依靠非FDI私人资本流动特别是证券投资来平衡其他私人部门的国际收支逆差，则要面对非FDI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易变性。这使得我国货币稳定性、金融稳定性乃至整体经济稳定性全面暴露于国际金融冲击之下。当然，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化解国际金融冲击。但是基于其固有的内在缺陷，金融市场并不能完全吸纳国际金融冲击，甚至还会对此做出“超调式”的反应。这与前面所分析的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内生脆弱性和波动性结合在一起，加剧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短期波动风险。因此，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的显性目标，成为宏观经济政策主动调控和管理的对象。

　　那么，如何对国际收支平衡实施管理？随着我国经济从投入到产出两个角度对外依赖性下降，跨境资本流动日益成为外部冲击向我国传导的主要载体。

　　目前，央行资产负债表是我国金融体系暴露于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渠道。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跨境资本流动对私人金融部门的影响。但是，人民币加入SDR及其引领的金融大开放，将会使得私人金融部门直接暴露于跨境资本流动。基于此，国际收支平衡的管理重点应该是私人资本跨境流动，特别是证券投资的跨境流动。在管理模式上必须是市场化的，因为非市场化的管理模式与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的目标不符。而且，非市场化的管理模式或许能够有效地限制国内资金流出和国外资金流入，但是不能有效地吸引国外证券资金大规模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