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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调整思路

  • 发布时间:2016-03-07 03:23:45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面对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的要求,以及国际收支的新变化和新要求,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重构。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所进行的调整,目的不只是应对短期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而是指向长期中更加均衡、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可能出现宏观经济波动与风险。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调整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针对短期中已经显露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提升和强化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能力。第二层次是针对中期的问题,特别是在较长时期持续存在的结构调整、去库存、去产能以及去杠杆等问题,提升应对这些问题相互叠加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应对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可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第三个层次是针对长期将会出现的均衡、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构建高效的、可持续的和动态一致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和政策框架。

  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重构的基本内容:增长、就业、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及其相互关系的重新定位;各种政策工具及其匹配和组合原则的重新考量;政策传导机制的重构。

  这需要遵循如下总体原则:首先是政策目标定位。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问题凸显,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显性目标;其次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分工与定位。财政政策应该减少对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路径的直接介入,更多地针对结构调整期必然出现的短期阵痛,为社会福利提供托底,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的实现应该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第三是政策操作方式和传导机制。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操作模式,避免自身成为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的来源,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围绕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向去传导其意图和影响。

  对于政策层面,短期问题往往更为紧迫,也更为重要。一方面,如果不能解决短期问题,任由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恶化,甚至演变为全面的动荡和危机,那么所有的中长期设想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如果短期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合理,还是通过扭曲甚至是替代市场的方式来解决,那么中长期的调整战略将会无以为继。因此,在目前不仅要积极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而且要选择一种符合中长期调整方向的解决方案。就短期而言,我国最大的宏观经济波动风险来自去产能与去杠杆的交互作用。所以,政策层面需要在推进去产能的过程中避免过快的去杠杆,或者说,要在稳住杠杆的同时推进去产能过程。当然,如前分析,企业部门高杠杆已经失去了动态平衡基础。要稳住杠杆,只能是政府部门加杠杆,即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相对而言,我国的财政赤字水平较低,在短期中增加财政赤字是有足够空间的。问题是,如何操作才能不对中长期调整过程形成干扰和阻碍?依据前文的分析,沿着短期导向和消费导向去增加财政支出,是符合中长期调整方向的。因此,关键问题就转变为如何解决财政赤字的融资问题。

  从我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现状出发,一个可行的突破口是,通过转变国债发行模式和方式,推动债券市场的大发展和大开放。首先,这能够为财政赤字提供可持续依赖的融资模式,提升财政政策为社会福利托底的能力。其次,这能够为转变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创造条件。只有借助于国债市场的大发展,货币政策才能利用公开市场上的国债交易去影响政策性利率。同时,国债市场作为整个金融市场的基础,其发展也有助于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效率,这有助于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率。第三,随着国债市场的发展,可以利用国债置换央行的外汇储备,解决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币种结构失衡问题,打破外币资产占比过高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制约。第四,国债市场的大发展有助于打破利率-汇率平价关系对货币政策的牵制。以国债市场的发展和开放为突破口,提高人民币资产市场的规模、稳定性、流动性和效率,为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奠定基础。随着人民币资产作为国际范围内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资产的地位的提升,可以借助流动性和安全性溢价打破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平价关系及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约。第五,通过国债市场发展带动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不仅能够满足人民币加入SDR后国际范围内对具有较高安全性和流动性的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而且也能够充分满足国际投资者对高风险-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这就为我国吸引非FDI私人资本流入创造了最关键的条件。

  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关注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应该强调短期需求管理的重要性,调控的着力点应该逐步从外需和投资转向居民消费。这不仅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也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动态平衡机制。其次,对于财政政策,在配合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的同时,应该重视和强化财政因素在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性等问题上的重要性。第三,货币层面应该更加关注货币稳定性和金融稳定性,在调控模式上应该从倚重数量型工具转向倚重价格型工具,同时应该保留调控甚至是管控跨境资本流动的能力和手段。第四,在整体金融发展纬度下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为突破口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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