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连线

　　2016年中国经济结构性下滑将会继续，经济增速将进一步降至6.6%，预计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将分别为整体GDP增速贡献3.5、2.8与0.3个百分点。

　　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结构性下滑将会继续，经济增速将进一步降至6.6%，预计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将分别为整体GDP增速贡献3.5、2.8与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CPI通胀可能依然保持温和状态，预测2016年整体CPI仅将小幅同比上涨1.9%。PPI通缩还将持续，2016年仅小幅收窄至同比-3.3%，而2015年同比为-5.2%。他特别指出，美联储加息以后，对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资本流动会造成较大冲击。

　　朱海斌表示，货币政策在2016年依然保持宽松，但进一步降息空间有限，预计将会出现1次25个基点的降息与4次50个基点的降准。此外，对于信贷政策评估还受地方债置换规模扩大的影响。今年，经过3次扩容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达到了3.2万亿元，并可能在2016年达到4万亿元，到2017年或升至更高水平。大部分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最初被纳入社会融资规模（TSF）统计之中，但在置换操作后被剔除。2016年，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可能进一步扩大，实际信贷政策将更加宽松。

　　谈及明年的财政政策，他认为应该多管齐下，真正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一，将财政赤字目标从2015年占GDP的2.3%提升至2016年占GDP的3.0%，4%至4.5%之间更佳。第二，建议通过政策性银行增加准财政支出。第三，继续推进PPP，并设定一个更为现实的目标。PPP的推进要从目前强调融资体系的改革，更多地转向实质性改革，比如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与企业之间怎样分工合作等。另外，鉴于大规模减税不现实，中央加大财政支出可考虑定向减税、结构性减税，企业在去产能的过程中需要财政支持。

　　朱海斌认为，今年我国金融改革步伐已明显加速，明年改革重点应是汇率机制方面。提高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将通过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转而明确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方式加以推进。根据最新公布的以贸易权重为基础的一篮子汇率指数，这一转变已经提前发生。根据新机制，预计人民币对美元将贬值3%至5%，2016年达到6.70左右。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未来我们的金融风险将如何？

　　朱海斌：金融风险的演化在2015年喜忧参半。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地方债置换规模的扩大，降低了现有地方政府债务的利息支付负担，抑制了短期金融风险。由于监管加强，影子银行出现明显减速。2015年第2季度以来的房产交易反弹与房价复苏，降低了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金融风险。

　　尽管如此，非金融私营部门的债务总额仍继续攀升，从2014年底占GDP的140.6%进一步增至2015年第3季度的151.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企业的债务水平排在全球最高行列，2015年第3季度攀升至GDP的124.5%。因此，未来几年金融风险还将继续演化。一方面，政府将维持低利率环境，确保银行系统稳定的流动性，鼓励将直接融资作为成本更低的地方政府与大公司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尽管整体状况仍在控制之中，但信贷增速将继续超过名义GDP增速，债务/GDP比率将继续升高，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也将上升。

　　如果去产能过程进展过于缓慢，劳动生产率下滑局面将无法得以逆转，则上述策略只能推迟金融风险的发生。常年向僵尸公司提供贷款只会挤压用于其他公司的融资，尤其是新兴领域。这将迫使政府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长期内导致更大问题发生。日本式的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应重点防范的风险。

　　中国证券报：明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将如何？

　　朱海斌：预计明年房地产投资仍会继续往下走，截至目前房地产投资的累计增速大概是2%左右，明年预计将首现年度负增长，大概在-2%至-3%左右。分化仍是2016年房地产市场的关键词，首先是住房交易与建筑活动之间的分化。2016年房价小幅上涨，下行压力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但还是会继续拖累整体大宗商品需求与经济增长。其次是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分化。尽管房产交易与房价有所恢复，但大城市恢复速度普遍超过小城市。最后是住宅与商业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分化。住宅市场继续受政策支持，例如取消限购、放松放贷政策、降低按揭利率、未来还有可能引入房贷利息抵税安排，但商业房地产不太可能获得同样的政策支持。此外，商业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模式也更加脆弱。

　　应多管齐下，真正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一，将财政赤字目标从2015年占GDP的2.3%提升至2016年占GDP的3.0%，4%至4.5%之间更佳。第二，建议通过政策性银行增加准财政支出。第三，继续推进PPP，并设定一个更为现实的目标。PPP的推进要从目前强调融资体系改革，更多地转向实质性改革，比如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与企业之间怎样分工合作等。另外，鉴于大规模减税不现实，中央加大财政支出可考虑定向减税、结构性减税，企业在去产能的过程中需要财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