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观察

　　□金旼旼

　　大牛写小书，专家解读大众问题，近些年似乎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风潮。而结果往往都出乎意料地好。和前几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泰斗安格斯·迪顿也热衷于解答公众疑问：为什么有的国家更富有、更健康？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里面强调，迪顿在消费、贫穷和福利方面的研究意义非凡。在设计促进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前，决策者需要了解个人消费选择，而迪顿的研究打通了这个环节。可以说，迪顿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集迪顿研究之大成的是他2013年出版的大作《大逃离：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中信出版社2014年译本题为《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在这本360页（英文原著）的书里面，迪顿的视野横扫全球，纵跨250年历史，试图探究为何有的国家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平等、国民更加健康，而有的国家却挣扎在贫困中难以脱身。他的研究话题直击全球发展经济学的核心。

　　和前两年大火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类似，这本书之所以大火也颇得益于其“政治正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西方普遍对自己的制度设计和发展道路感到灰心，当来自中国的挑战日趋严峻之际，这种打通西方文明发展“任督二脉”、重拾西方自信的著作大受欢迎，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所谓西方文明发展的“任督二脉”，其一是纵向来看，西方文明的进步主义并未终结；其二是横向来看，西方依然在为全球发展提供可靠的经验。

　　《大逃离》一书所讨论的话题是人类是如何在过去250年里逃离疾病和贫苦，因此其基本论调闪耀着进步主义光芒。1900年以来，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了50%；尽管人口大幅增加，但平均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全球生活水平低于日均1美元水平的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42%大幅降至14%；虽然在很多国家贫富差距有所扩大，但由于亚洲快速脱贫，全球整体贫富差距仍在缩小。迪顿在书中写道：“情况在不断好转，并且是大幅好转。”

　　这种乐观的进步主义精神可以说是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文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正如德国哲学泰斗康德所说：“勇于去求知（Dare to know)！要有勇气去利用你自己的理性。”可以说，无论是青霉素的发现，还是城市排污系统的发明，无论是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还是经济学的诞生，无不是这种理性进步主义的产物。

　　不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种乐观的进步主义精神遭遇了重大挫折。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再出现重大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其次，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全球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这导致曾一度蔓延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外，美国两党纷争极大弱化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令曾预言“历史终结”的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也开始反思美国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灰色的2008年之后，西方尤其需要迪顿这样的泰斗级人物再次提醒他们，未来可以更好，西方文明的进步主义未死。

　　世界是否会变得更美好？迪顿的答案是：是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变得更好呢？正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认为，国富国穷的根本原因不是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储量，而是政治制度。迪顿也认为国家富有、国民健康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有资源，而是是否有良好的政府治理。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依然认为西方的制度文明在促进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对于困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迪顿的观点也更为微妙。他并没有像《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左翼经济学家皮凯蒂那样仇视不平等现象。他认为，不平等有利有弊，过度不平等可能会导致公共服务缺失并损害民主制度，而过度平等则一样会扼杀社会发展动力。“成功会导致不平等，你当然不想扼杀成功。”他在获奖后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如是说。因此，他反对皮凯蒂建议的对富人征税以补贴穷人，他也并不认为导致目前不平等加剧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问题。

　　基于类似的理由，迪顿坚决反对对贫困国家进行国际援助，因为这种援助会弱化政府改善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税收的动力。在迪顿看来，后进国家要想发展，关键在于改革制度，并建立开放型经济。

　　显然，这样的结论是西方读者所乐于见到的，但也包含了部分人类可以共享的发展经验。事实上，增强治理能力建设、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打造开放型经济，中国目前正在锐意推进的这些改革举措也都符合迪顿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