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娜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载一篇题为《世行将死，IMF命运如何？》的文章，作者萨尔贡·尼森为布雷顿森林项目的IMF与金融项目经理。他直言，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诞生为世界银行写好了讣告。

　　毋庸讳言，中国人看到这样的观点难以认同，尤其是了解和关注亚投行的人士想必不会高兴。把亚投行与世行说成零和博弈，正是中国明确反对的。眼下，中国正在努力把亚投行等近年来新提出的国际倡议建设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但不论中国怎样说，西方世界总是不乏如尼森这样的看法。反过来，中国也不得不为此做出应对。

　　从经济视角看，一个中国倡议被世界热议和广泛参与后反作用于中国，最终再影响到中国的决策，这个特殊的循环不仅仅是个案，而是日益普遍。可以说，这体现出中国经济对外部环境的溢出与溢回的双向流动效应。笔者认为，这一新现象非常值得深究。

　　长期以来，“外部环境”被当作一个重要变量，是讨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通常对外部环境的理解是世界经济，或者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和政策走向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日增，对外部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经济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除了“溢出效应”，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是中国经济的“溢回效应”。

　　说到“溢回效应”，要先从“溢出效应”谈起。所谓“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通常是指重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个经济词汇主要是近年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姊妹机构最先使用而逐渐受到关注的。

　　2011年，IMF首次发布《溢出效应报告》，分析世界上五大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简称S5，包括：中国、欧元区、日本、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政策对其伙伴经济体的影响。

　　IMF当年之所以推出这个报告，其动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后，几大经济体纷纷出台危机应对之策，尤其是美国，作为头号经济体，在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通道中采取大规模措施，其中著名的量化宽松（QE），甫一出台，备受争议，被国际上解读为“开闸放水”，新兴经济体尤其深受冲击。于是，在各方建议下，IMF决定撰写溢出效应报告评估影响。当然，仅评估美国一国，美国人不会愿意。博弈的结果是创造了“S5”这个世界经济中的新词汇，中国也首次被作为全球最主要经济体之一，与其他四个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经济体受到同类评估。

　　在IMF看来，考察溢出效应主要是从宏观经济政策上，其中的货币渠道尤其明显。去年7月，IMF发布的《溢出效应报告》指出，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或将最先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其能否确保平稳退出量化宽松对全球至关重要。

　　而自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增速并未获得全面提振，IMF认为这或将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全球金融体系等渠道产生“回溢效应”（spill back）。

　　IMF特别指出，在五大经济体当中，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对流浪潮”之中，一边是发达经济体复苏影响外围，另一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影响全球。就贸易而言，中国增速放缓将使发达经济体平均损失0.15个百分点的增速，这甚至大于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其中，日本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主要由于两国的贸易联系十分紧密。

　　需指出的是，IMF所指的“回溢效应”与笔者所指的“溢回效应”有所不同。IMF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变化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而笔者所关注的是，中国自身为应对世界经济出台的政策，反过来又对自身产生的影响。这不仅包括贸易、投资、金融、大宗商品等可测可量的经贸和货币渠道，即好量化的因素（tangible factors），而且包括新理念、新倡议等新创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理念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影响，这些属于不好量化的因素（intangible factors）。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是何模样，要想知道未来，我们只能自己创造。在世界经济图景中，这种把理念变成现实的能力只有少数大型经济体才具备。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加强对S5的溢出效应研究，加强对中国自身政策溢回效应的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尽管有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增长动力源。中国提出许多新的经济政策，如一带一路、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受到海外的中国经济观察者的密切关注。海外希望分享中国的增长红利，并对此做出应对之策。

　　反观之，站在中国的视角，这些经过海外反馈回流的政策反映，到底会对我们自身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又当如何再应对。关于中国经济“溢回效应”的研究有很多值得探究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