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张勤峰

　　谈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容易想到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调降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个问题还牵扯到资金供给、资金需求和融资工具等多个方面。

　　在资金供给层面，主要着眼于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低成本资金有两个主要来源：外汇资金流入和央行货币投放。央行收购外汇并投放人民币外汇占款曾经是我国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但随着内外经济形势及国际收支形势的改变，这一传统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正走向衰落，规模性的低成本资金供给愈发依赖央行主动进行的货币投放。今年以来，央行先后多次通过定向降准、再贷款、常备借贷便利等手段释放流动性，正是希望弥补外汇占款陷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所产生的基础货币供给缺口。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央行一系列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带有鲜明的结构性色彩。这是基于多种现实因素及长远发展目标做出的安排。首先，当前社会存量资金规模并不低，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运营杠杆过高，实体经济自身存在一定的去杠杆需求，总量宽松不利于杠杆去化；其次，经济增长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货币政策重在保持经济增长基本稳定，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稳定适合的金融环境，政策调控必然要拿捏好力度、选准受力点，另外，经济增速中枢下移可能是长期过程，政策子弹不能一次用尽，要考虑到持续的区间调控需求；再者，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金融政策要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有所为有所不为。最后，融资结构中不平衡、供需衔接中不对等的问题比较突出，总量性宽松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容易被居于优势地位的预算软约束主体得到，特别是在信用风险趋于上升的时期。今年以来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今年央行将流动性释放与流动性投向捆绑起来，更加注重结构性微调，是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政策调控方式方法的有益尝试，效果可能比以往简单的总量宽松要好。

　　当然，也不宜把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完全对立起来看待。在一定情况下，运用降息、降准等政策手段是必要的，不一定意味着货币政策全面放松。我国银行体系法定准备金率长期畸高不下，在外汇占款增速趋势性放缓的背景下，已显得不再适宜。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下行压力或者资本外流的形势恶化，可以考虑适度下调法定准备金率予以对冲。当前，市场利率的下行过程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短期跨境资本出现了一定的外流迹象。再考虑到同业存款若被纳入一般存款考核，银行体系需为此补交较多的法定准备金，另外，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行可防止银行风险扩散，部分取代法定准备金的功能，这些都使得全面降准的条件进一步成熟。

　　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除了在供给端想办法，解决预算软约束部门过多占用金融资源的问题也很重要。可喜的是，自去年以来，中央和政府开始实质性推动地方政府融资机制改革。今年从预算法修订稿、国发“18号文”到国务院“43号文”，一系列纲领性的政策指引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制度框架基本建成。随着地方融资走向规范化、市场化、透明化，融资平台等预算软约束部门过多占用金融资源、过分推高融资利率的问题有望逐步缓解，从而释放出金融资源，用于支持重点领域及弱势部门的合理融资需求。

　　最后，在实际操作层面，要为企业提供针对性强、融资链条短、融资成本低的融资工具。近年来，相关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和有益尝试，特别是考虑到“三农”、小微企业等弱势部门的融资难问题，鼓励商业银行发放涉农、小微贷款，或发行专项金融债用于投放小微或三农贷款，债券市场则推出了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集合票据、集合企业债、小微扶持债等创新债务融资工具，拓宽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

　　应该说，今年以来管理层及相关部门无论是从资金供给入手，还是在抑制无效或低效融资、缩短融资链条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很多手段，目标直指缓解融资成本偏高的问题。当前有的领域或一些部门的融资成本已有所下降，但融资成本整体偏高的问题依旧比较突出，未来宏观政策仍有进一步调控和放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