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百姓生活，牵扯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形势依然严峻。3月7日，记者在河南代表团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请他谈了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张立勇院长结合司法实践言之凿凿，对食品安全问题言之切切，体现了一位人大代表心系百姓生活的情怀。

　　张立勇说，去年以来，河南法院重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特别是涉“瘦肉精”犯罪，依法成功审理了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瘦肉精”系列案件，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维护了群众利益，重塑了公众信心。同时，在“瘦肉精”系列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发现立法、行政及司法在预防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亟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时规定了两个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犯罪，一个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一个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条文成为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基础。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结束了此前食品监管中没有统一适用的法律的局面。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再次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进行了修订，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加重刑事责任的承担增加了“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适用条件，使量刑标准更加灵活和多元化；对罚金刑的适用取消了具体的比例式规定，只规定“并处罚金”，增加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加大对该类犯罪的惩处力度提供了空间，充分表明了国家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立场和决心。但是，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对食品安全的风险预防性体现得不够，面临着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调控不力的危机。主要是：第一，我国刑法第三章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都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只有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具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第三，《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对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但由于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中，不作为型的犯罪很少，如果生产经营者不作为而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难以定罪。第三，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目前还难以入罪。第四，目前适用的《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等法律，以及不少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均涉及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但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覆盖面、可操作性以及惩处力度等，在实际运作中远远不能适应实际监管工作的需要。为此，张立勇代表建议：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适当增加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与罪状。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食品的进出口等众多领域和环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等的规定，具体罪名应包括：非法生产、销售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产品罪；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罪；食品安全事故隐瞒不报罪；出具虚假食品检验证明罪；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等。

　　张立勇代表建议，要适当增加过失的食品安全犯罪。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都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行为人不履行食品安全法查证查货的注意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并不能根据这些罪名进行处罚。因此，应当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规定过失行为也能构成以上罪名。

　　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并要提高罚金刑的金额，最低不能低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罚款额度，以体现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体系。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不仅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尤其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影响，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其犯罪客体及客观方面更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因此，把对此类犯罪的惩治提高到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度，从刑事立法上旗帜鲜明地表达国家对上述犯罪的重视程度，对违法行为给予最大震慑，使犯罪分子付出高昂代价，既体现了法律对人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也是“重典治乱”的必然要求。

　　张立勇代表说，在审理“瘦肉精”案件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食品监管涉及部门较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和监管漏洞。再加上各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与大量的监管工作不相适应，多数部门都是依靠生猪经销商在批发销售环节进行检测，使源头检测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