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400.9亿美元，同比增长55.4%。也就是说，今年头三个月对外投资就完成了去年全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80.2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强，增速之快、增量之大，成为今年全球经济疲软背景下引人注目的中国增长因素。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5年，我国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4年中国实际对外投资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达200亿美元。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

　　近日，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论坛”上，相关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由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转变，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这是中国迈向世界经济大国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由对外贸易大国迈向对外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积极影响全球金融和经济格局的重要标志。”

　　去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开放”列为指导中国“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面对未来，随着中国扩大开放战略进一步加快加深，如何创新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体制？如何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对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如何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提前做好投资环境和市场风险评估，建立风险规避机制和必要的保障体系？等等重大议题，本刊记者约请了相关权威专业人士就此进行深入解读。

　　受访专家（排名不分先后，以姓氏拼音为序）

　　毕吉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项怀诚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财政部原部长

　　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张 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对外开放呈现历史新转折点

　　《瞭望》：“由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转变”，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

　　项怀诚：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净投资的元年。2015年再次出超，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对这个话题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对外开放是决定国家兴衰、民族兴旺的关键抉择，已经成为中国崛起和中国处理世界关系的核心战略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01年我们国家经济总量接近11万亿元人民币，到2015年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68万亿元人民币，15年间增加了50多万亿元人民币。充分体现了对外开放战略和融入世界经济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能量。

　　近年来，中国就对外开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部署。一是“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成为承载国家内需、外需进行协调，“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平台，成为中国开放的总纲领；二是亚投行的发起和成立，是中国为脆弱的、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提供的一个公共产品，也构建了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的共同体；三是人民币已经加入SDR，也是中国更加积极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一步，是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实现经济贸易新平衡的一个战略举措；四是自贸试验区战略的纵深发展，对推动形成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产生重大而长远的影响。

　　第二，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内涵进一步深化。将开放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确立了双向开放的新举措。过去30年，中国以吸引利用外资为主，如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走出去”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当然，“走出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尽管已经讲了很多年，但实际上“走出去”的经验并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走出去”走得成功与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

　　第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迈入到经济强国行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大国智慧。一是中国对外产业输出和资本输出如何兼顾双边的利益，“走出去”的企业如何融入到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必须高度加以重视和妥善解决；二是如何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度，防止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三是亚投行成立以后，如何积极参与重构国际金融秩序，处理好亚投行和现存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四是人民币加入到SDR以后，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五是如何应对TPP、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等新一代国际规则体系等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开放新格局空前复杂

　　《瞭望》：面对前所未有的对外开放新阶段，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着怎样的新格局、新特征和新环境？

　　曹远征：中国经济很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过去的商品输出阶段走向资本输出阶段。这个新形势下，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战略。我经常在国外出差，坦率地说，国外对“一带一路”的热情远远高于国内。包括中东欧、东欧和西欧，都在讨论“一带一路”。

　　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一个新理念，和过去理解的不一样。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就开始有了丝绸之路，5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就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在全球通商史上，只有中国的通商理念是和为贵，其他都要靠军事手段来解决。“以和为贵、谈判妥协、合作为上、追求双赢”，变成了“一带一路”很重要的特点，显示出极大的包容性。

　　而包容性，就意味着什么都可以谈。“一带一路”实际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什么东西都可以交换，有钱固然好，没钱也行，拿东西来换。如果现在没钱，将来有则拿现在换将来，于是变成一个多边的、双边的经贸合作混合体，这对中国的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乃至对外开放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冲击。

　　其一，这种投资合作治理理念和传统国际投资理念大相径庭。按照传统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欠债还钱，都是基本规则。现在，可能是一手交钱，另一手可能是交未来、交货，欠债可能不还钱而是还东西。因此，自贸区、双边、多边、多层次自贸区成为控制风险最重要的安排。比如，上海自贸区“金改40条”，基本是人民币走向全面可兑换的安排。

　　其二，在对外投资合作深化过程中，中国最薄弱的环节是金融环节。从全球GDP份额讲，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差无几，各占45%左右。而发达和不发达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市场比较脆弱，从而导致金融能力比较落后。在新的开放形势下，中国金融如何深化开放，金融体制如何深化改革，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所涉地区，存在三个突出的金融错配：

　　一是货币错配。尤其在亚洲地区，相互间贸易非常多，但都是用第三方货币——美元，意味着美元一定要有充沛的流动性供应，各地区才能进行贸易安排。如果美元出了点问题，双方都没有支付手段，就会发生1998年和2007年那样的危机。这可以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促动背景，就是解决支付手段问题，纠正货币错配问题。

　　二是期限错配。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需要大量资本。但是，一方面流入资本比较少，另一方面流入资本都太短期。于是，短期资本频繁流动，带来很大风险隐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如此发生，现在同样存在这种风险。事实上，亚投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纠正期限错配。

　　三是结构错配。这个地区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全球的外汇储备基本在这个地区。但这个地区的储蓄率如此之高，基本被域外机构所动员，然后流到区域以外，反过来区域以外的机构再投到这个区域，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这种“本地区储蓄不能为本地区使用”的投资结构错配，表明这个地区的金融设施非常落后。

　　因此，体现在下一步开放中的金融制度安排，变得非常关键和重要。

　　战略机遇“窗口期”全面打开

　　《瞭望》：目前这种对外投资态势给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了怎样的战略机遇？

　　赵晋平：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对中国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影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案例来看，至少从五个方面带来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这是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最直接方式。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并购投资的方式来实现，而并购投资可以获得许多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性资产。近年来，通过企业并购的方式，我们在获得品牌、技术、跨国公司的营销渠道，包括能源等资源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和成功，为中国跨国公司的诞生创造了越来越坚实的基础。

　　第二，随着我国传统劳动力竞争优势逐步减弱，为巩固全球市场份额，我国企业“走出去”扩大在周边国家的产业布局，已经成为唯一选择。而传统海外产业的布局，在技术、人才、资本方面为结构调整留出越来越大的空间，为我们把资源配置到紧要的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领域，创造了条件。例如重庆力帆汽车，在海外已经有六个点、三条线布局。而其海外生产线的生产设备都来自中国国内，为国内高端制造业创造了巨大需求。

　　第三，为整合能源和资源创造了重大机遇。就“一带一路”地区来说，集中了石油全球可采储量的60%、天然气的80%以上。通过在外投资布局的方式获得更多权益，对包括供给来源和通道安全的保障，具有深远意义。

　　第四，有助于深化对外关系。近年来，之所以大力推进中美之间的BIT谈判，一定程度上希望通过中美BIT方式实现中美之间在资本融合程度上水平的进一步上升。仅仅是贸易，相互之间很容易找到替代，只有加深资本层面的融合程度，才能绑定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为企业创造机遇，同时通过吸引国际上，尤其是美国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来带动国内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就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更容易实现中美经济利益的绑定，为我们赢得今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第五，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水平和参与程度。根据2012年对外贸易来计算，我国1000美元的出口，能够拿到640美元增加值。具体到中美之间，美国对我国1000美元的出口，能拿到800多美元的增加值。相反，我国对美国1000美元的出口，只能拿到590美元增加值。这说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球价值链、参与价值分配中拿到的回报差异比较大。

　　随着我国品牌、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如果1000美元的出口能够拿到740美元，可以使我国GDP总量再增加2个百分点以上。从今后一个阶段来看，如何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水平，是事关转型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破解“走出去”五大挑战

　　《瞭望》：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会面临哪些挑战？

　　毕吉耀：各方面研究不少，我们觉得有五方面比较突出：

　　第一，发达国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我国的对外投资施加了诸多干扰，这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方面美国、日本比较突出，综合运用外交、宣传、经济等多种手段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多方面干扰，显著加大了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

　　第二，相当一部分东道国整体投资环境比较恶劣，对我国项目投资收益影响很大。我们对外投资现在相当大一部分投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今后沿着“一带一路”会占到对外投资的40%以上。这些国家大多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体系不健全、国内政局动荡、政策朝令夕改、政府办事效率低乃至腐败，一些国家甚至处于地缘政治冲突的热点地区，环境极为恶劣，加大了我国对外投资难度。

　　第三，我国对外投资在融资方面困难较大。现在，我国对外投资主体在境外，存在大量海外融资需求。但受企业自身发展水平、东道国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信用体系国际化水平偏低等影响，很难在国际市场融资。同时，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和国际化经营还处在起步阶段，很难对企业海外融资提供帮助。当前，迫切需要在推动我国制造业“走出去”的同时，加快金融开放，必须金融保险跟着一起走，包括信用评级等等。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偏低制约了企业融资。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尽管走出了很大步伐，但目前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还是以美元为主，而且我们所投资地区大多喜欢用美元结算；其次，人民币国际化是在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情况下，在贸易项下、投资项下扩大使用，但这是有限度的。

　　以前之所以比较快，缘于人民币处于升值状态。当人民币汇率处于基本均衡上下波动时，这个水平明显下降。即使现在人民币进入SDR篮子，但真正企业能够使用，成为国际定价结算交易的货币，还有艰巨的路要走。

　　第五，政策性资金支持难以形成合力。目前，我国很多对外投资项目有一定的政府战略指导性，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方面，主要是政策性银行资金，包括捆绑一些援外资金。但是，这些资金之间不相同属，导致政策支持效果打折扣。如何整合国内的带有开发性金融或者体现政策支持方面的融资要求的资金，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培育中国跨国公司

　　《瞭望》：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注意拓展哪些关键领域和方向？

　　张威：“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外战略基本确立了相对明确的区域导向和产业导向，包括会重点支持的主体和载体，需要我国企业“走出去”做好充分的研究和准备。

　　区域导向，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是我们的战略重点。尽管在此没有明确国别导向，但明确了具体领域，比如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产能的转移；二是非洲地区。我国对非洲的发展有“十大合作计划”，其中工业化是一个重要方面，也包括会在未来通过各种方式帮助非洲完成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三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取向，主要集中在品牌、网络和技术领域。

　　产业导向，更多集中在相对比较有优势的钢铁、建材、化工、纺织和机械等装备制造、富余产能、制造加服务的行业。“十三五”期间，更多企业基于国内成本上升和海外有更多组合的优势资源而“走出去”，成本驱动型和组合型对外投资将会逐步成为新主流。在富余产能转出的过程中，更多强化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式的对外转移，同时也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强调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相结合。

　　主体和载体建设上，未来的重点应该在“一大一小”：“一大”是大型跨国公司。我们要培育一些真正有国际水平的跨国公司，当然这种国际水平不仅仅在规模上，更多是企业管理、核心竞争力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上；“一小”是引导和培育具有适应全球市场新变局能力的一大批外向型中小企业。（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