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正在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借鉴西方国家的“供给学派”，这种判断是不正确的。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经济滞胀，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供给学派”，主要强调低税收、松管制、低福利的经济政策，以供给管理取代需求管理，典型代表是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而我国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明显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指导下进行的，政府在继续关注总需求的前提下，着重加强供给侧改革，其手段包括淘汰落后产业和僵尸企业、房地产去库存、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法治社会环境等，从而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合理。

　　我国生产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衡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研究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本论》关于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重要理论，可对我国的相关政策做出解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将社会总产品分为两类：一是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商品；二是进入社会供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商品。这两大部类中，每一部类包括该部类细分的不同生产部门。为了简单再生产的实现，第一部类向第二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与第二部类向第一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必须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否则简单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实现，第一部类向第二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与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包括对追加的生产资料）的需要之间，以及第二部类向第一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与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包括新增劳动力对追加的消费资料和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需要之间，也必须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马克思社会总产品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两大部类按照比例的平衡发展。不管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必须保持合理的平衡关系，才能保证两大部类各自生产的产品与对方的相互交换，处于市场出清状态。

　　两大部类的平衡意味着，两大部类中的各不同细分部门和各不同细分产品的生产，也应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以保证不同部门内及部门间生产的产品均能互相满足需要，这样才有社会再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转。否则，社会生产体系会出现不均衡，有些部门生产产品过剩，有些部门生产产品不足。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会造成资源的配置不当甚至严重浪费。

　　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同部门间的比例关系失衡。如钢铁、水泥、煤炭、石化及房地产等部门产能严重过剩，生产要素主要滞留于重化工业等领域，效率低下，去库存压力巨大。反之，一些新兴产业、民生经济无法获得足够生产要素配置，发展受限。国人去日本买马桶盖、去海外海淘奢侈品等经济现象之所以出现，直接原因可能涉及产品质量、品牌服务及商品价格等，但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不同产品部门生产存在比例失衡，无法满足本国人民对部分商品质量和数量的需求。

　　加减法并重调整部门间比例关系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以上分析，建议如下。

　　1.对产品部门间的比例关系进行科学调整，加减法并重。目前，我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政府可利用市场压力通过统筹协调，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产品部门逐步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避免经济硬着陆；对于发展不足的产品部门应重点“降成本、补短板”，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措施引导发展，鼓励生产要素由过剩部门转移至短缺部门，最终实现不同产品部门间的平衡比例关系。

　　2.通过改革，进一步提高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及其配置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劳动力方面，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影响我国劳动力的自由转移，造成地区和部门间对劳动要素的使用不均，进而导致部门间比例失衡。国家可以结合区域特征，灵活改革户籍制度，实现一二三线城市间的区域比例平衡，并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在土地方面，主要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畅，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缓慢，应在坚持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鼓励农村土地规模化、市场化经营，提高土地要素使用效率。在资本方面，我国政府应引导国有资本及社会资本流向，减少资本流向过剩产业低端产品的规模，促进其向高端产品的升级换代，鼓励资本投入科技型、生态型、短缺型的相关领域，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

　　3.合理调整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比例。目前，全球经济呈现出日益金融化的态势，金融资本获取的利润越来越多。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导致全球经济震荡风险日益加大。金融资本的过度逐利，压低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比例，给贫富分化火上加油。有学者研究，美国自1939年以来，工人平均相对工资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生产要素间呈现出“资本索取太多，劳动索取太少”的趋势。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这种全球趋势。具体做法可包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同时通过税收政策合理调整资本利得和工资利得的税率。（作者：罗玉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