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

　　新常态首先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个必然现象，是由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产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刚改革开放时，我国承接发达国家地区产业转移，以发展轻工业为主；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我国重工业发展迅速，已占工业产值的50%左右；2008年重工业已占70%，高新技术产业在5%以下；2013年以后，高新技术产业已达13%，战略性新兴产业占5%，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从2013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5%，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自2012年以后消费逐渐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高水平以后，发展速度会下降。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逆地回落，今后随着发展可能还要降低，但我国经济增速降幅比韩国、日本当时要小很多。新常态就是新的发展阶段的一般性特征，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

　　新常态是新台阶的前奏。过去30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迈上新台阶，要素生产力大幅提高，2013年是1978年的3倍。人均GDP也分别跨越1000美元、3000~6000美元，达8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水平，将要迈向高收入台阶。2010年，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并一直稳步增长，2015年，我国GDP总量为10.4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7.4万亿美元，世界占比超过12%。2004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3%，制造业总值超过日本，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占世界贸易出口份额从1980年的1%上升为2011年的11%，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2013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进出口第一大国，2015年全国进出口总值24.58万亿元，出口国际市场份额升至约13.4%，继续保持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经济总量大，速度降了，增量没降。引领好新常态，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新常态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经济新常态包含着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在内的丰富内涵和特征。产业发展已由过去的成本推动向技术更新换代转变，由引进消化为主向自主创新转变，自主创新成为升级换代的第一推动力。在就业上，劳动力数量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劳动力需求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在管理上，要由单向要素成本管理向双向市场倒逼式发展转变，以信息技术、智能化技术及新材料领域的运用推进管理创新。在社会治理中，要坚守法治原则，注重权利保护，要注意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强基层治理和互联网治理。在政策上，在过去低水平阶段制定的政策，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的变化，很多政策和管理方式应不断更新、修正。

　　新常态深受国际社会和前期经济的影响。我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是我国经济自身发展阶段的结果，但在国际化的大环境中也深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征，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需环境不复存在；以数量扩张型为主的外贸方式也做到了极限，只有走质量和效益型外贸才能有新的发展。目前，在世界经济持续“弱增长”、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经济增速随之下降。但同世界经济的经济周期规律不同，我国经济新常态不是经济周期现象，而是新阶段、高水平的发展结果。

　　新问题

　　经济发展快于社会发展。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也都表明，经济发展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发展，有时还产生一些社会问题。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但还有63%的人口是农民户籍。在经济快速增长中，中等偏高收入人群增长更快，中等及偏下收入人群增长较慢。比较来看，我国经济多年高速发展，相较而言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例如环境保护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人口结构问题、城乡分化问题始终没有缓解。

　　新兴产业过剩。我国经济长期以外延扩张为主，重视数量，对质量要求不高，盲目竞争、产业趋同，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能大量过剩，不仅传统产业过剩，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过剩现象。

　　最大货物出口国出口的多是别人的品牌产品。我国上百种商品出口量都高居世界第一，但中国品牌出口不足一半。由于中国企业自身没有品牌，大多数是贴牌生产，生产利润大部分被国外拿走，在过去成本较低时企业利润较高，企业也形成贴牌生产依赖症，仅会接单生产，不懂自主创新，不会创造品牌。我国成为出口大国、盈利小国、品牌小国。

　　标准旧、水平低。标准作为国际交往的技术语言和国际贸易的技术依据，在保障产品质量、提高市场信任度、促进商品流通、维护公平竞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继产品竞争、品牌竞争之后，标准竞争成为一种层次更深、水平更高、影响更大的竞争形式。目前，我国标准总体水平低，制定速度慢，落后于国际水平，也落后于国内产业和技术水平，高技术标准缺乏，安全标准体系不健全，资源节约标准滞后等。

　　高消费被抑制和排挤。有调查显示，2014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的46%，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无可争议的最大买家。抑制高消费的国内税收政策，并不能真正抑制高消费，反而造成消费外流。在消费成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情况下，满足各层次消费应是我们的目标。

　　新举措

　　提高供给水平，满足多层次消费。消费将成为我国继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应采取各种措施，一方面完善各层次供给满足各层次现有需求，鼓励并满足绿色高消费；另一方面创造高水平供给，刺激潜在高水平需求。一要去除阻碍满足这些高消费的税收和政策；二要采取各种措施缩小国外著名品牌在中国同海外销售价差，提供更新式样、更便利的服务，鼓励国内企业创办高水平学校、高水平医院，参与国际品牌的经营；三要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多、更新的产品和服务。

　　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双轮驱动，提高企业效益。中国制造业企业要转型升级，走向中高端，就应一手抓自主创新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一手抓品牌建设，以此来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独立性，逐渐由引进、吸收为主要特征的追赶阶段转变为以自主、独立、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引领阶段。

　　提高国家标准，以标准促升级。质量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反映，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国际标准的跟踪、评估和转化力度，提高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水平的一致性程度，提升标准和检测的有效性、先进性和适用性，以高标准促技术转型升级，以新标准促进商品的优进优出。

　　加大海外宣传中国商品力度，树中国品牌。政府应调整扶持政策，鼓励自主品牌出口，逐渐提高我国自主品牌的国际认可度、占有率，让更多海外消费者认识中国产品、认可中国质量、信任中国品牌，促进中国产品从物美价廉走向物美价好，实现更大消费、更高利润。

　　（谢经荣，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