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亚洲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安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各领域谈判持续进行，各方都在努力，力争在2016年完成，以推动亚洲经济深化融合发展。自2013年5月正式启动，RCEP谈判迄今已3年时间，期间世界和亚洲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要切实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有必要理清这些变化并寻找新突破点。

　　其一，世界经济低迷，亚洲增长放缓。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主因，同时，也不能忽视全球化发展阶段性特点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回顾过去十多年来的发展，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全球和地区分工不断深化、生产网络迅速扩张的基础之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着重提高产品内分工或水平分工的程度，将“价值链”改造为“生产网络”。在此阶段中，全球化的红利又一次被大量释放。东亚区内分工迅速深化并形成高效的地区性生产网络，享受了全球化红利，进而推动本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全球化的发展有其规律，随着“国际生产网络”日趋成熟，早前扩张式的增长消失了，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实属必然。与此同时，亚洲的最终消费品和资本品贸易量则在上升，虽然尚不能弥补中间贸易下滑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也反映出一些积极变化。

　　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东亚经济结构实现了从“雁行模式”到“生产网络”的超越，在享受高增长的同时，仍受外部需求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的制约。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渴望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增加主动权。因此，未来的合作应该抓住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推动地区经济结构更加均衡和成熟。

　　其二，尽管增长有所放缓，但经济结构与制度建设或更加匹配，推升地区国家参与区域合作的积极性。

　　如前所述，东亚地区的经济结构牢固建立在本地区生产网络之上。中国入世后，亚洲乃至全球的资金、资源、技术和人员加速涌向中国，中国成为地区生产网络的“归集点”，中日两国分别扮演区内的主要生产者和主要消费者，东盟、韩国、澳大利亚等分饰一角，按理说地区合作应该以中日两国为轴。但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是以东盟为中心，导致制度建设与经济结构不是完美匹配，加之某些域外国家干涉，经济一体化进程落后于欧洲和北美。

　　2013年前后，中国经济逐渐转向“新常态”，东盟、印度等在地区中的生产性作用上升，日本作为最终消费者的地位下降，东亚地区的经济主轴开始以中国为基点，出现顺时针向下转动的倾向。如此，为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机制提供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说早前东盟“小马拉大车”是无奈之举，那么现在主动掌舵的意愿或许更加强烈。这样就部分解决了东亚地区的制度建设同经济基础不匹配的问题。

　　其三，作为同类事物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率先完成谈判，给亚洲经济合作带来不小冲击。

　　在TPP谈判完成前，亚太地区同时存在多个区域合作构想，进展各不相同，多停留在盘中阶段。TPP结束谈判，相当于率先破局，导致非TPP国家国内出现摇摆论调，担心在经济与安全上受损。

　　事实上，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TPP实际影响都有待评估。

　　首先，TPP最终成果有限。美国为尽早达成协定不惜多次放宽条件，基本放弃了原来主张的白金标准，加之区内国家差异太大，一些领域的保护期较长，能否产生明显贸易转移和创造效应也值得怀疑。

　　其次，亚太地区历来存在优惠贸易条件安排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不愿意准备复杂的材料证明产品的原产地属性，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是基于相关国家自身要素禀赋。

　　第三，价值链再造需要付出巨大成本。东亚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是亚太地区经济结构的庞大基础，跨国公司基于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布局，TPP作为制度性层面的因素，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现实。TPP成员国形成新的经济圈并重塑价值链，需要付出巨大成本。

　　此外，本地区的安全形势更趋紧张，短期尚不至于破坏经济合作，但经济与安全利益的互换或更加频密，值得引起注意。

　　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到地缘政治形势的多重制约。特别是在当前半岛、东海、南海形势都相对紧张的情况下，更容易听到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悲观论点。

　　事实上，过去二十多年来本地区政治局势从来没有放松过，但并未阻滞区域合作的脚步。原因是东亚地区的领导人总在寻求且总有智慧绕过这些地缘政治纠葛，推动区域合作前行。RCEP的提出就充满智慧。东盟巧妙地提出与那些跟它有FTA的国家谈自贸区，减轻了包袱，重新给东亚经济合作释放了空间。在当前的安全形势下，各方尚不至于为安全领域的博弈割断经济联系，且仍存在推进地区经济合作的强烈政治意愿。□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 韩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