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如此一来，官方可以用民间资金以特许的方式，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官方与民间合力，加快经济发展，听起来会有着很广阔的前景。

　　不过，笔者询问过十几个民间商人，对PPP项目大都不感兴趣，原因不难了解。这些大型项目所费资金动辄十几亿，民间出了几亿，却很难享有管理权，甚至在财务不透明的情况下，连分红权都无法彻底保障。被财富不安全的案例伤透了心，民间资金不相信在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下，能很好地完成信托任务。

　　在洋务运动以后，晚清工业化过程中有官办、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等形式，民间经营一直存在，不过没能成大气候。虽然李鸿章与张之洞在官办与官督商办的具体举措上有分歧，但对于官督这根弦却从来没有放松，官方插手是一定的、必须的。

　　是李鸿章等人贪腐才让官员插手吗?有一定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张之洞以醇儒自命，《劝学篇》展示西学为体、中学才是根本，“保中国”进而“保名教”，这是张之洞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基本思路。因此，张之洞希望官办，绝不是为了可以让自己贪腐。

　　在清代，官方插手有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信托责任、法制体系、市场体系不全。

　　晚清从新政开始十几年，直到1904年才有第一部公司法，在此之前，是借用权力拓展的空间在夹缝中求生存。

　　就是李鸿章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不断拓展自己的空间。了解李鸿章和自己所需的盛宣怀要在“招商局”上做文章，为首长招商引资，搞军事化的金融产业集团，作为首长的“户部”。

　　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都是权倾一方的“首长”，考虑到晚清官场的大环境，从财政到军事必须靠这些大员。这些人经历枪林弹雨的战争考验，还必须自己练兵、自己筹措军费、自己购买兵器，不必熬死熬活地从科举出身，是真正的人才。而他们手底下的那些人，比如薛福成、唐景星、徐润、胡雪岩、郑观应，无论从眼界还是外交、经商能力，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些人就是当时中国的精英，也只有李鸿章等人能把当时中国一流的精英聚合在一起，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化、工业化变革。

　　当时人说“官劣为商、商劣为官”，李鸿章与其信任的盛宣怀就是典型，李鸿章当官并掌握实权后进行新政革新，把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集中到一起。

　　洋务从国防开始，也是官方插手的重要原因。打仗打输，兵器不如人是洋务运动的直接导火线，而国防当然掌握在这方面大员的手中。

　　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免不了人浮于事、互相扯皮、贪污腐败。不论官办、商办，只要有丁点权力的人，都如蚊子一般吸血，缺乏起码的信托责任。

　　从招商局开始，官督商办企业贪腐横行，挪用资金。而在争取路权运动中，民营招股企业高管所展示的厚颜无耻同样让人瞠目结舌。由于铁路公司在收回路权后普遍展示出公司账务管理不善，高级职员贪污成风，1911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营和半私营的铁路都收归国有，部分原因是广州铁路和另一条重要的私营川汉铁路经营失败。在移交的时候，粤汉铁路公司实收资本约1600万元，其中已花的大约1000万元只铺设了45英里长的铁轨。像这样低的效率，再加上公开揭发出来的高级职员贪污之风，就使商办公司的信誉完全扫地了。

　　无论是官资、民资都无法尽到信托责任，从法律环境、信托责任来看，李鸿章也好，张之洞也好，都是不够的。

　　100多年后，国有企业如中石油等传出丑闻，而民资上市公司则不时传出掏空上市公司的丑闻，无论是哪类性质的公众公司，都让人怀疑没有妥善尽到信托责任，法律土壤不健全，这就使得对国企低效腐败、民企不诚信的指责都能找到大量证据。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解决信托责任的好办法。

　　以史为鉴，现在推广PPP一定要吸取清末的教训，不能重蹈官督商办的覆辙，而这必须要打造一个法律能够制约且能够达成信托责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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