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多年没有出现明显下降的房价，却在很多城市面临强大库存压力的情况下，趁着调控政策打个“瞌睡”，就腾腾腾地向上涨了起来，且上涨的速度之快，超出了管理层所能容忍的范围，迫使管理层和地方政府不得不再次祭起调控大棒，对房价展开“围剿”，实行限购限贷等方面的调控政策。

　　我们并不认为沪深等地的做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前些年房价没有再像过去那样快速上涨，就是依靠的这些手段。问题在于，对楼市来说，总不能永远置于这样的调控环境之中，不能总靠有形之手来维持房价的“稳定”。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形之手的作用要尽可能地越少越好。特别像楼市这种可以以无形之手为主的市场，有形之手更应当尽可能少地发挥作用。即便需要，也应当找准目标，对准靶心，而不是不顾一切地以“杀”死所有需求为目的，以此来满足房价暂时不涨的需要。

　　事实上，楼市调控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行政调控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利于楼市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把遏制需求作为调控目标的做法，已经与楼市的实际情况越来越背离、越来越不相适应。对楼市来说，刚性需求仍然是市场的主流，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仍然是楼市必须高度重视的基本方面。所不同的是，在刚性需求问题上，政府的理解和百姓的理解是存在较大差距的。政府要的是市场的繁荣，百姓要的是居住的满足。如何把政府的需要和百姓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是解决楼市问题的关键。其中，增加有效供给，是关键之关键、核心之核心。

　　那么，什么才是楼市的有效供给呢？就当前中国楼市的实际情况来看，保障房无疑是最重要的有效供给。也就是说，只有增加保障房供应，让更多的中产阶级、中低收入者能够享受到保障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楼市问题，政府也才不会面对房价上涨左右摇摆、左右为难、左右不是。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房产税试点城市的重庆市，在此轮房价上涨中，却显得很坦然，没有出现上海那样让政府感到恐慌的现象。而重庆出现这样的稳定格局，也决不是重庆身居西部。要知道，近年来，重庆的发展也是引人注目的，重庆的经济活力更是令其他地方羡慕。尤其是去年，经济增长率高达到11%，是全国大中型城市的领跑者。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是会对房价上涨产生很大影响的。可是，重庆的房价并没有因此而恶性上涨，过去五年只涨了12%，是一、二线城市中涨幅最低的。原因就在于，重庆的保障房供应是全国最好的。据资料显示，重庆的保障房供地占比达到22%，远高于上海的14%。

　　也就是说，保障房供地的增加，推动了保障房的供应，保障房越多，房价上涨的动力就越低。即便高档商品房价格上涨，也对广大居民的生活不会产生严重影响，更不会出现严重的库存现象。退一步讲，在保障房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就算房价上涨较快，也可以完全由市场去调节，而不需要利用行政手段管制。其他城市所以要采取“最严”的控价措施，就是因为保障房供应太弱，有效供给太少，房价上涨对居民带来的伤害太多。

　　不把重点放在保障房的供应方面，而继续通过需求端控制房价，只能说明地方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仍然希望“土地生财”、“土地造城”、“土地制造政绩”。因为，保障房建设需要政府做出利益让渡，需要政府做出政绩上的暂时牺牲。很显然，重庆做到了。所以，重庆的房价也稳定了。

　　需要反思的是，虽然重庆没有走“土地财政”之路，没有为了政绩让房价继续上涨，而把楼市和政府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保障房建设方面，但是，重庆的经济发展反而更具活力了。一方面，楼市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占效应，没有使实体产业的资本向楼市转移，从而使经济的活力增强、基础更实；另一方面，由于房价相对稳定，特别是中产阶层能够比较轻松地购置商品房，因此，到重庆创业创新的人也越来越多，到重庆投资的人越来越多，从而给重庆的经济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动力。如此一来，自然楼市也就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了。

　　所以，面对一、二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采取调控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本之策，还在于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增加保障房土地供应，切实提高楼市的有效供给，平衡楼市的供需关系，使房价不再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旦房价不敏感了，楼市的发展也就会越来越健康。至于高档商品房的价格上涨，谁愿意买就让谁买，谁愿意炒作就让谁炒作，中产阶层和中低收入者没有住房之忧了，有钱人愿意去买高档房，投资者和投机者愿意去炒作，随他们的便。相反，政府还可以从高房价中获得更多的政府收益，从而把更多的资金用于保障房建设。

　　只是，地方政府愿意牺牲眼前的利益，愿意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加强保障房建设吗？愿意用眼前的“政府利益受损”换来长远利益和居民利益的乘数效应吗？这是一个值得沉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