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元而非人民币结算非常明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6年1月正式成立。随着副行长人选相继出炉，亚投行的领导班子逐渐浮现。这个由于之前美日从中阻挠而被赋予太多政治和经济博弈解读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开始进入实际运行阶段。很多有关亚投行的设想或承诺都将在接下来得到检验。

　　亚投行成立后颇为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新任行长金立群宣布亚投行的主要结算货币将是美元。用美元而不用人民币，这让有些人意外和吃惊，也让有些人失望。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非常明智，因其更有益于亚投行的运行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虽然北京没把亚投行当成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平台，但这反而会给人民币带来更多益处。因为这种“大公无私”的举动使其他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更有信心，它们会将中国视作真正的可合作者。而对中国充满信心，无形中会使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信赖有所提升，进而更多地使用人民币。

　　客观上讲，亚投行当前也确实不应被当作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工具。现阶段人民币还没有达到足够成熟的程度，市场有待拓展，还需更大努力予以建设。在此之前，把人民币强推给别人效果不一定好。

　　围绕亚投行的紧张情势或将继续

　　迄今为止仍然有人在说亚投行实际上是“中国版的世界银行”。这种说法乍听起来让人不安。毕竟它是在中国的首倡和着力推动下才得以成立，总部设在北京，首任行长也来自中国。这些都让人感觉亚投行确实“就是中国的”。但细琢一下，又有更多证据证明并非如此。比如中国在亚投行中所占股份仅为30%多点。在57个创始成员国中，西方国家的总投票权则超过了中国。

　　某种程度上，亚投行的目标与世界银行这个“前辈”成立之初极为相似。就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境况而言，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开行的使命并无差别。亚投行的名称更是凸显了它对改善当今世界境况的思考和看法：要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提高生产力。亚开行当前是把减贫作为运营目标之一，但这与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矛盾，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实际就是很好的减贫途径。就此而言，我不认为这三家机构之间存在明确区别，它们都是为了世界变得更好。

　　只是国际政治家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自从相关倡议提出以来，亚投行就一直面临着批评。筹备过程中，亚投行多次邀请美国加入但被拒绝。有人将此说成是亚投行在刻意孤立美国，这听起来着实荒谬。亚投行导致美国与其一些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站在这一边，亚投行及其成员国站在另一边。但这些裂痕或对立责在美国。

　　很多美国人依然认为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现在这种可能也还存在，因为亚投行的成员资格仍处于开放状态。只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似乎并不积极。这意味着紧张情势还将持续。只要美国决策者们一口咬定亚投行在实际运作中只会危及环境、降低采购标准、无法维护借贷条件等，这种紧张就会存在。但事实是这些指责毫无来由，因为美国参与甚至主导的一些类似机构也一直受到这些问题困扰。而中国决策层与亚投行其他参与方已认识到这些问题，它们准备对此予以纠正和解决。

　　当然，现在这个阶段谈论这些好像有点“光说不练”。实际情况如何还得看亚投行如何走下去。可以预见，处在“聚光灯”甚至“放大镜”下的亚投行在项目选择和具体执行过程中都将面临诸多挑战。即便是在相关项目落地之后，它也需要格外细致，因为即便是最微小的错误也可能会招来批评。除此之外，亚投行还将面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内寻找和吸纳优秀人才等其他挑战。

　　亚投行专注基建投资但无关“模式”之争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最近指出，在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正在发生一场有关发展模式的历史性竞争。其中，中国的发展模式主要基于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美欧的发展策略则侧重于在公共卫生、妇女权益、对公民社会的支持以及反腐败等领域的投入。这种观点使得中国“一带一路”构想以及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亚投行，在规则和领导权之争之外又被蒙上了一层“模式之争”的意味。

　　较之3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福山现在的立场已经有所后退，承认一个国家在西方民主制度之外还有其他道路可以实现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现在福山再次谈到不同发展模式之争，但他完全清楚现实情况的对比远没他所勾勒的那般尖锐。福山谈到东方模式或中国模式着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但美国在这方面也是一样。同样，福山也知道把强调社会构建、妇女儿童权益以及预防腐败当成是西方模式的突出特征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中国也在做这些事情。中国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它还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行动，同时也在极为认真地应对贫困问题。因此，东西方之间的区别并非福山希望的那样明显，这种对比只是一种粗线条式描述，目的是让那些可替代性选择更易理解。

　　但福山有一点说得确实没错，那就是虽然西方国家也意识到基建工程至关重要，但其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远没有中国这样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亚投行就是这种更高重视和投入程度的具化产物。只是即便如此，也不必把亚投行嵌入所谓东西方模式之争当中。(作者Danny Quah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