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孙隆基先生广州开讲《新世界史》并接受本报专访——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孙珺

　　70岁的孙隆基先生坐在沙发上腰杆笔挺，器宇轩昂而又温文尔雅。他1945年生于重庆，长于香港，在台湾接受大学教育，获台大历史系硕士学位后又赴美国深造，先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俄国史，后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亚洲史。在美国、加拿大、中国台湾等地多所高校任教的他有着宏大的视野和格局，其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引起知识界极大的震动，而新作《新世界史》秉持“去西方中心论”史观，以一己之力力图“把人类的过去全球化”。

　　“要打破那些固有的‘常识’”

　　《新世界史》之所以突出“新”字，用孙隆基先生的话来说，一是尽量与各历史学域最近的进展并驾齐驱，务求胜出上个世纪甚或十年前出版的教科书；二是回应“全球史”这个学域的挑战。他说：“在全球化意识骎骎来临的今日，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泛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穿越剧之感……只就地域论地域，各自摸到的只是历史的鼻子、腿、尾巴和象牙。”因此，他反对“单核心”史观，以今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建构人类的“共同过去”。

　　全书共3册，照顾到教科书需提供基础信息的同时，突破了以国别为单位书写历史的窠臼。孙隆基先生认为，“世界史不能再以各地相互脱钩的方式编排，必须给予读者一个总图像。”对此，他通过提炼议题，追踪一个现象的跨区效应或形态差异，从而强调全球各部之间的联系，并且有机地重谱了世界史。

　　这部书的写作始于他在台湾高校教书时的课程讲义。他对学生说：“西洋史不是世界史。”也正因为如此，它从一开始就要打破我们头脑里那些固有的所谓“常识”。

　　“读斯宾格勒、汤因比把我的胃口撑大了”

　　上世纪60年代，孙隆基先生正在台湾念大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读到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及汤因比12卷本的《历史研究》。年轻多思又多勇的他还提笔给汤因比写过一封信。记者问他可否收到回信，他笑笑说：“汤因比的秘书给我回信了。”虽然没有与大历史学家直接交流，但读他们的著作，“把我的视野撑大了，胃口也撑大了”。胃口大了，其实对治学而言是件“苦差”，因为大家都在做细致的研究，“你提交研究题目绝对不能提出这种题目”，但也从此奠定了气象宏大的格局基础。

　　提起孙隆基先生的著作，我们还不得不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自在大陆出版以来，已被无数次翻印，至今畅销不衰，可谓是影响一代知识分子的传奇书。然而，时隔多年，孙隆基却反思“那个书只是一个有理论框架的对中国整体文化的印象描述，只属于那个时代”。

　　对话孙隆基先生——

　　文化就是人格的投影

　　广州日报：您从小就对世界史很感兴趣吗？《新世界史》的成书过程是怎样的？

　　孙隆基：我从小就对世界史感兴趣，在中国台湾我研究上古神话学，在美国念俄国史，最后又回到东亚史。回到中国台湾，我发现教中国史的人太多了，独缺世界史，我就挑起这件事。本来我想为历史系学生写一部世界史入门导论，结果越写越长，直到把第一卷写完都还没结束通俗意义上的“古代阶段” ，干脆写到哪里就哪里。因为不断重新思考、扩充新内容，就把讲义演变成三卷本或三卷以上。

　　台湾大学教务处委托台大出版中心找一位学者写一本新的通用的世界史。当时通用的还是20世纪王增才半编半译的世界史教材，这本书已经被用了四十年了。结果台大出版中心就找我来写这本教材。

　　广州日报：你提到“国民性已经过时了”，具体指什么？

　　孙隆基：“国民性”这个词其实被希特勒搞臭掉了。希特勒以后，这种谈法已经丧失可信度。美国后来有人用弗洛伊德人格成长来谈，到上世纪60年代也过时了。人类学家许烺光做跨文化心理研究时，已经不能用国民性这样的名词了。大约上世纪30年代初到战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潘乃德已经讲文化与人格。为什么我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提到那么多弗洛伊德？其实也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他们认为，文化就是人格的投影，由小变大。人格就是要看儿童阶段，从儿童训练这个角度看。文化则是这些东西投射到更大的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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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修订版）

　　孙隆基先生在这本著作中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做一个“长时段”，用结构观念——针对特定范围的一种共时性设定——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不是泛泛地罗列出这个民族的国民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从而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

　　《历史学家的经线》（更新版）

　　该文集收录了孙先生多年来将心理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既有对中国古代传统现象的探究，又有对近现代中外历史政治等方面的比较分析，视野开阔，论述深湛。此更新版新增两篇新作，并对篇目进行了全新调整与内容修订。对“世纪末思潮”及鲁迅的研究进行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