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举办的东盟峰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放话”，日本将放宽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日元贷款条件，取消需要借入国政府进行担保的限制，以大幅缩短办理贷款手续所需的时间。

　　日元贷款是日本维持其国际影响力和推动产品技术出口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日元贷款的上述效果正在减弱。然而，安倍此举并不仅仅希望提升日元贷款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目的。

　　被迫的变革

　　如果能够顺利实行，那么此次放宽日元贷款条件可以称得上是日元贷款政策的一次“大动”，用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就是，这是“日元贷款自1958年开始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革”。届时，日本将修改相关法律条例，为日本政府下属的国际协力银行创造可以获得收益的投融资环境，进而对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提供支援。

　　安倍称，届时将免去需要借入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团体介入这一必要条件，采取机动灵活的日元贷款政策，将可以满足亚洲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需求。同时将办理手续时间从三年缩短到一年半至两年。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刘云指出，日本放宽日元贷款条件的内容主要包含三点：一是扩大有一定风险的贷款比例；二是放宽美元贷款；三是简化贷款的手续。

　　这样的变革来自于亚投行带来的压力。日本舆论认为，中国应各国需求而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建设等正使得日元贷款的吸引力出现下滑，此前日本通过向各国提供日元贷款维持其在地区内的影响力，并带动日本产品和技术的出口的作用正被弱化。

　　日本时事社的报道称，近期日本在印度尼西亚高铁项目竞标中输给中国，日元贷款政策过于严苛是主要原因。

　　此次放宽日元贷款条件是日本政府一次不得不作的变革。正如刘云所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亚投行的成立已经改变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和规则，使亚洲迎来一个开放的、良性竞争的投融资时代。

　　目前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普遍较低，很多国家水、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商务部研究院亚洲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徐长文认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很大，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每年将达7300亿美元，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此后还会通过其他方式融资，但这仍无法满足亚太地区的巨大需求。

　　徐长文认为，基础设施耗资巨大，非一国一银行就能解决。此前亚行的严苛标准广受诟病，很多有需求的地区无法得到资金支持。在亚投行的主导下，更多的国家和机构参与进来，在竞争之下共同提升职能，才能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背后的目的

　　当然，日本放宽日元贷款的目的并不单纯。而想明白其中的“道道”，还要从亚投行出现前说起。

　　在基建方面，日本长期“经营”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包括菲律宾、印度等国家，其中不但有日本基建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更有其他目的。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在亚洲扮演着“金主”的角色。刘云指出，此前，日本贷款没有竞争对手，处于垄断地位。在垄断的背景下，日元贷款带有很多目的，其中较为强烈的目的有三个。首先也是最核心的一点是，对当地价值观进行渗透。这些向当地渗透人文和理念的价值观既带有美国的成分又带有日本的成分，这一点作用非常明显。

　　其次，巩固日元在亚洲国际货币市场的地位。日元贷款附带的条件就是使用日元，包括支付、结算、偿还等环节，通过大型项目、大量使用日元贷款使日元成为亚洲主要的流通货币。

　　再次，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掌握重要的制度，除赚钱之外，控制当地主要的技术标准。“但是这种情况随着中国技术的创新和亚投行的出现有所改变，中国提出了一种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新模式，在亚洲引入新的竞争。”刘云指出，在这一竞争下，首先，对于价值观的问题，日本不能再拘泥于个别项目了；其次，随着人民币的强势上升，继续纠结于“强制”使用日元贷款可能会影响到日元贷款的数量和质量；再次，是风险问题，很多项目影响其贷款支持。

　　放宽日元贷款，加之此前旧有的优势，这为日本基建“叫板”亚投行增加了筹码。

　　刘云指出，一方面，日元贷款的利息非常低，日本国内是负利率，其资金成本能够做到很低，这一点是中国目前做不到的。日本通过低利率从而压低成本对企业是没有损害的，这是最大的优势。另一方面，放宽了贷款手续和日元比例，这也增强了其竞争力。

　　事实上，印尼高铁最终花落中国，这为日本上了很好的一课。刘云指出，此前在与中国角逐印尼高铁订单的时候，日本贷款等相关政策与中国相比严重缺乏灵活性。日本政府迫切要改变这一状态。“现在来看，日本已经拿下印度铁路项目，这是其价值观、低息、灵活的政策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其政策调整后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