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到，要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在金融业进入混业经营的背景下，金融监管应坚持分业监管，还是应合并“三会”？11月19日，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多位经济学家围绕金融监管框架进行畅谈。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指出，年中的股市调整反映了资本市场基本制度的缺陷和监管制度的缺陷。涉及资本市场的交易行为不能实行统一监管，既不利于对市场风险的监测，处置风险时也难以有恰当的方法。

　　专家认为，改善当前监管体制首先需要转变观念，统一对金融产品的认识，要拓展证券范围，修改《证券法》，将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和份额化的P2P纳入证券范围，由证监会实行统一的功能监管。要克服当前“一行三会”的地盘意识，真正实现功能监管，优化股市杠杆结构。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赵晓娜

　　“股市风险已基本释放”

　　以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以及资本账户开放为代表的金融管制放松，在为市场注入活力的同时，也为中国金融业的监管带来新的课题：影子银行、场外配资、网络借贷等各种创新游走于双轨体制之下，期间不乏监管套利的盛行，年中的股市大跌便是印证之一。

　　针对本次股市大跌，吴晓灵率领团队做了专门研究。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发表主旨演讲时，吴晓灵表示，目前股市风险已基本释放，逐步进入恢复调整期。

　　在总结这次股市波动时，吴晓灵表示，本次股市波动是资金推动了牛市，也是资金导致了急跌。而深究其原因，中国当前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过渡期，这次波动反映了市场对转型、改革过高预期与短期经济表现未达预期的矛盾。

　　“市场认为，在利用资本市场振兴实体经济这件事情上，政府是有意愿的，逐步引导形成一种强烈的牛市一致性预期，但转型和改革都会遇到不可避免的阻力，难以一蹴而就，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很容易造成高预期后的失落。”吴晓灵解释。

　　分业金融监管体系协调不足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最大的结构性风险就是，一边力推混业经营，一边坚持分业监管不变。”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在年会上如此表示。

　　而今年年中的A股大跌，正是暴露出分业金融监管体系的协调不足。吴晓灵指出，从制度上看，大跌反映了资本市场基本制度的缺陷和监管制度的缺陷。其中，杠杆交易的过度、无序以及监管不完善，放大了资金式的缺陷。

　　“中国资本市场有政策市、资金市的特点，而这次又加上了杠杆运用，放大了资金市的风险。”吴晓灵说，涉及资本市场的交易行为不能实行统一监管，既不利于对市场风险的监测，处置风险时也难以有恰当的方法。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扬指出，目前我国很多金融机构的混业已经大规模发生了，再加上互联网金融的逐步发展，若在宏观上保持分业的格局是不合适的，肯定会出现过度监管或监管真空，导致影子银行的发展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到，要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但并不是简单地把‘一行三会’合并这么简单。”谈及当前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吴晓灵在财经年会上表示。

　　建议将P2P纳入证券范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宋敏指出，在混业经营的背景下实行分业监管，就需要各个机构加强协调，特别是实现信息共享，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目前监管体系下，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本身的功能可能都没有发挥，中间有一些协调问题，这其中存在顶层设计的问题。

　　但在魏加宁看来，目前金融行业混业经营是大趋势，“三会”即便不能合并，至少也需要在决策机制上统一协调。他建议能不能成立一个监管委员会。

　　“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作为执行机构，确定牵头机构，央行等部门都可以作为委员参加，同时纳入行业协会和专家学者等业内代表，内部保持交叉任职的方式。”魏加宁进一步强调，所谓委员会并非一个实体机构，而是一种决策机制，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吴晓灵则认为，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各自的功能不同，根据它们各自的特定来进行分别监管是有必要的。改善当前监管体制首先需要转变观念，统一对金融产品的认识。要克服当前“一行三会”的地盘意识，真正实现功能监管。

　　吴晓灵建议，首先要拓展证券范围，修改《证券法》，将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和份额化的P2P纳入证券范围，由证监会实行统一的功能监管；还要加强证券公司的监管，优化股市杠杆结构。另外，应确立央行在金融业中的主导地位，并加强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和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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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加大经济结构性改革

　　近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面临诸多矛盾风险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因此要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在杨伟民看来，过去我国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了5+4+3行动方案。杨伟民指出，经济结构性改革也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在战略上要坚持持久战，持续的推进；在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五大政策是逻辑紧密的政策体系和框架、缺一不可，目的是为结构性改革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杨伟民指出。

　　行动方案中的“4”是指打好四个歼灭战，包括化解过剩产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杨伟民解释，化解房地产库存不仅是为了当期的经济增长，更重要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

　　方案中的“3”是三大原则，即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当前尤其要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三个群体的积极性。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赵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