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一直以来，父亲一词在我心中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一种普普通通的称谓，与叫同志、先生、老板没什么不同。至于父亲二字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潜在内涵，因为没有体验，对我是个空白。

　　我的父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离婚的。父亲从部队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说要随军南下大别山，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提出解除婚姻。母亲接到信却无法回信，因为不知道父亲的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那时母亲还年轻，但她并没有离家。因为那年我才5岁，弟弟刚满1岁，上面有两层婆婆：我的祖母和曾祖母，母亲是唯一壮劳力，家里离不开她。

　　父亲一直在部队上，平时不能回家，直到父母离异，我几乎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想不出他是什么样子。让我永远忘不了的是，夜深人静之时，我从梦中醒来，常常看到母亲坐在床头低声啜泣。那是一段极其艰难而又凄凉的日子。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到父亲的消息，他没有南下，转业留在了济南，在省政府工作，又结了婚，组建了新的家庭。我由此便认定，父亲就是陈世美，是个无情无义之人。所以，当母亲出来参加了工作并且也有了新的家庭时，我和弟弟都随母亲到了北京。我们不愿与父亲一起生活，和他没有感情。

　　长大之后，我有时回山东看望祖母，父子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十分拘谨，没有父子的感觉。祖母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专程回过济南的家，只是借出差之机，顺便到家里看看。父亲也知道我不是专程回去看他，所以每次都要问一句：什么任务？我也就不客气地实话实说：“出差”，或者“开会”。他也就不再多问。久而久之，这成了一种默契。

　　贰

　　1998年，山东的弟弟打来电话，说爸爸病了，住了医院。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济南。来到医院，弟弟妹妹们都在病房里守护着，听见我来了，都从病房里迎出来，悄声对我说：骨癌，晚期了，疼得厉害，电话里没敢告诉你。我已有所预感，若不是病重，爸爸不会住院，弟弟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在我印象中，爸爸似乎从来没住过医院，弟弟也从来没因爸爸生病给我打过电话。

　　病房是一个里外套间，我走进里间，一眼看见父亲正蜷缩着躺在病床上，眼睛闭着，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走到病床前，大妹妹说道：爸爸，大哥看你来了！爸爸没有睁眼（他的眼睛早已近乎失明，只能看见一点光影，看不清人的面貌了），只是手动了一下。我赶紧俯下身，握住他的手。他的手软绵绵的，已经没有握力。忽然，他问道：“什么任务？”我心中一顿，随即便答道：“开会。”我是怕说专程来看他会让他感到病情很严重，增加他的心理负担。我看见他脸上掠过了一个表情，像是欣然，又像是释然。我不由在心里自问：我的回答是不是错了？其实，他对自己的病情已经完全清楚，不需要再隐瞒，我应当告诉他我是专程来看他的，可是我没有这样说！

　　父亲是一个外表很刚硬的人，平时不苟言笑，如今我看见他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显得那么虚弱，那么无奈，禁不住一阵心酸。突然，我心里有了一种感觉，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牵肠挂肚的感觉，我似乎刚刚明白，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生命垂危蜷缩在病床上仍然显得很魁伟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就是那个给了我生命的人；在我们的体内，有共同的基因，有一个共同的生命密码在传承。

　　弟弟妹妹看到我难过的样子，以为我累了，说：大哥坐了一夜火车，先回家去休息吧。这使我更加五味杂陈。他们自幼在父亲的呵护下长大，从未离开过父亲一步，哪里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

　　叁

　　其实我早已原谅了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人是多么难以控制欲望，抵御诱惑，何况是在那样一个性命朝夕难保的战争年代。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父亲单位里一些给党提了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感到受冤枉，无法接受。我父亲是党委委员，他们认为我父亲是一个有正义感、敢于说话的人，于是找到我父亲，让他替他们在党委会上说说话。父亲听了他们的申述，在党委会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有些人即使意见提得不完全正确，但动机是好的，不应当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在当时形势下，这样的意见根本不可能被采纳，父亲因此受了批评。但父亲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动了肝火，发了脾气。问题没得到解决，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仍然不断地找我父亲，我父亲只好对他们说：你们的意见该反映的我已经在党委会上反映了，我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你们可以到省委去反映。这话并没有说错，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党章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力向上级组织反映意见。但在1958年反右补课中，父亲以“为右派分子翻案，鼓动右派到省委告状”的罪名被划为极右分子，取消了一切待遇，只给18元生活费，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我的伯父告诉了我上述情况并对我说：你父亲就是对事太认真了，替人伸张正义又不善于保护自己，得罪了人。你以后要经常回来看看他。

　　我知道父亲受了冤枉，但我却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每次见了面仍然是不冷不热的态度，因为我从小与他没有过父子亲情的交流，在他面前我怎么也说不出暖心的话。

　　肆

　　父亲也和我一样，始终矜持着。父子二人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种波澜不惊的状态，好像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不测之变。文革结束后，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甄别纠正，组织上要给他重新安排工作，他的一位在中央组织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战友给他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他都拒绝了，他对一切都已心灰意冷。但他却开始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了解我今后的想法，同时让我代他去拜望在北京工作的老战友。这一切看似十分随意、自然，但我能感到他是在有意扩大和提升我的社会关系。我心中暗想：从小没你，我也活得很好，现在您老人家就不必为我操心了罢。他有时会主动向我谈他的工作体会，告诉我应当怎样处理好与领导、同事的关系，有一次说得嗓子都哑了，我却在心里暗暗地笑他：你如果会处理人际关系，何至于受了二十多年的挫折！因为我与他分隔得太久，心灵的距离似乎比实际的距离更加遥远；我能够意识到他对我的关心，却无动于衷，心里没有丝毫的感动。

　　伍

　　父亲晚年，又蒙受了一次不白之冤，仍然是为了主持正义且不善于保护自己。这一次没有人为他平反昭雪，他只能到天国去证明他的清白了。

　　这次蒙冤对他的打击好像比上一次还大，他的体质明显下降，精力越来越差。凡有熟人去济南出差，我就托他们顺便去看望他。一次，一位老乡去看他，见他眼睛已经看不清钟表的时间，就买了一块会报时的电子表给他，他十分感动。我回家时，他向我讲了这一情况，最后竟说了一句：这都是托你的福啊！我当时神情有些恍惚，心里在想：我作为他的亲生儿子，还不如一个外人体贴周到，竟没想到给他买一块会报时的表，使得他掌握不了时间，常常半夜醒来就不再睡眠。我在恍惚中顺口答道：我哪里有什么福！我忽然看见父亲正在面向着我，似乎在期待着我的回答。听了我的回答，他的面色一下子暗淡下来，不再说话。我事后琢磨才意识到我当时的回答是多么的不妥。我本应该这样回答的：“是我托老人之福才有今天。”这大概正是他所期望的回答。可是我却说了那么一句带情绪的话，让他感到我对他的怨气一直没消。我是多么不会说话！

　　陆

　　从济南回北京之前，我见了父亲的主管医生，也见了医院领导，询问父亲的病情，恳请他们千方百计进行治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父亲的事情这么上心。但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接到弟弟的电话，说爸爸去世了。后来我听说，是弟弟妹妹作主，放弃了对父亲的治疗，因为一切治疗都已经没有意义，注射杜冷丁也无法止疼了，他们不愿让父亲再继续承受无谓的痛苦。这不禁又使我无限感慨：他们才是真正的孝子，才是与父亲不仅血肉相连而且心灵相通的人。

　　父亲去世我没在身边，有人说，这说明你们虽为父子，却没有父子缘。我对这话深信不疑，一切都是缘，大概，我与父亲的缘分仅限于此。上辈子，他不欠我，我也不欠他，这辈子大概也互不相欠。爸爸，就此永远别过，无缘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