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11月2日发表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的题为《不应对全球气候挑战过于悲观》的文章。文章说，巴黎12月召开的政府间气候会议，将成为阻止灾难性气候变化风险全球努力的决定性转折吗？目前来看，这是极不可能，但也并非不可想象。仅靠一场会议本身肯定不够。但新的科技进步加上新的协议方式，可以带来新的机遇。巴黎气候会议或将标志着初始阶段的结束，从此我们将严肃认真地努力改变当前轨迹。

　　《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在自己的《我们为何还在等待？》一书中清晰且饱含激情地列出了各种挑战和机遇。

　　他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人类在21世纪的首要目标应是消除大规模贫困以及灾难性气候变化的风险。第二，这些目标是互补的。第三，极有必要尽早开始行动，不仅因为温室气体可以在大气中存留几个世纪，也是因为对能源、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将锁住各经济体的碳浓度。

　　这些建议的依据是：气候风险很大，但消除它们的代价是可承受的。如果什么都不做，意味着认为风险可以忽略。而这种态度意味着荒谬的笃定。至于付出的代价，如果不试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大。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有能力进行斯特恩教授所称的“能源工业革命”。如果这样的话，消除气候风险的长期经济代价可能不会太大：也许到2050年的损失会小到相当于某一年的消费增长。

　　然而，要使气温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的几率达到50%，需要采取的排放路径也完全不同于以往。尽管召开了多次全球会议，但由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增长抵消了其他地区虚弱的减排努力，迄今为止，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降反升。如果沿着我们当前的路径走下去，任何必要的排放下降都不会出现。人类将没有回头路可走地押注于一种可能性，即怀疑论者事实上是正确的。

　　幸运的是，新的技术机遇正在出现。能源生产与存储、节约、运输以及碳捕获与封存领域存在发生一场革命的可能性。有人呼吁在低碳能源研究和开发领域来一场像上世纪60年代的阿波罗太空计划一样的革命。投资领域也有机遇：为能源、运输和城市基础设施选择碳密集型技术将锁定危险的未来。但要实现这些目标，每单位产出的排放量需要在2050年前下降为现在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挑战极为艰巨。

　　没有国家的支持，这样的革命将不会发生。可以通过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5年的此类补贴为5.3万亿美元（占全球产出的6.5%）——并消除其溢出效应（如空气污染），推动革命发生。这比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支出要高出3个数量级。

　　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确定碳价格的全球性协议存在障碍，而各方已决定绕开这些障碍。这样做有道理。就可交易污染权跨境分配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达成一项共同的税率也几乎同样困难。

　　此外，如果国家被要求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他们将把本国的承诺限定在自己知道能实现的范围内。相反，应鼓励各国提出“全国下定决心要作出的贡献”。虽然这样做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但这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尤其是中美两国如今都正积极参与其中。

　　此外，分析师乐观地认为，在各国政府的正确推动下，一个结合了技术创新与地方污染减少及其他好处的良性循环，可能使低碳技术及生活方式的快速推广有益于国家经济，而不必考虑对气候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就更有理由依赖国家计划。如果在进行全球规划的同时也发展国家计划，也更有可能战胜各国国内既得利益。但仍有必要进行创新的快速跨境传播，以及援助贫穷国家投资新能源和交通系统。较富裕国家必须做出贡献。

　　对于那些在人类气候赌博的规模和不可逆性质上被说服的人来说，消息喜忧参半。坏消息是，即将到来的巴黎会议将不会提供一条远离潜在灾难的可靠道路。它至多只能减慢我们走向灾难的速度。好消息是，长远来看，全球正在采取的相对务实方法加上技术变革加速的可能性，使得我们转向一条远离灾难的道路的可能性变得更大。

　　这在实际中是否足以及时扭转全球排放“超级油轮”的航向是不确定的。但这是有可能的。这还需要全球在未来10年投入更多的努力和决心。而这种努力的起码起点是，巴黎会议达成一份尽可能好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