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已发布半月有余，这一政策掀起的舆论涟漪仍在扩散。相对于社会各界对水、电、油、气、交通运输等领域的火爆热议，农口却显得较为平静。

　　“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用市场来调节供需，这是大趋势，没人能阻挡。”业界专家指出，舆论之所以热，是因为这些领域的改革会涉及部门垄断，会触及很多利益集团。农业本身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它很难形成利益集团，因此相对于那些热点领域，农产品价格机制改革更容易破题。

　　“未来3—5年，农业一定要改，一定会改，而且是大改。”中国人民大学农产品价格专家毛学峰说。

　　我国农业面临价格和“黄箱”政策天花板

　　毛学峰告诉记者，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农产品国内外价差太大，目前进口农产品完税后的价格都比国内低30%—40%。我国农产品价格高，在市场上就缺少竞争力，这就导致洋货入市，国货入库。

　　以玉米为例，目前我国临储玉米结余量在1.5亿吨的水平。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我国新季玉米产量有望达到2.32亿吨，再创历史新高。如果考虑期初库存，我国玉米结余量将超过2亿吨。“这么大的库存量，到2020年库存玉米都不见得能消化完”。毛学峰说。

　　业内专家指出，高价收购的农产品如果要顺价销售，财政就要背负很大的负担。如果销不出去，就会变成陈化粮，就会砸在政府手里。

　　洋货已经给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封了顶，但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还不止于此。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承诺“黄箱”政策补贴不能超过农业产值的8.5%。“根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已经逼近上限了。”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杨军表示。

　　依据WTO规则，那些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政策为“黄箱”政策，WTO成员国必须对其进行削减，包括价格补贴，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种子、肥料、灌溉投入补贴等。杨军指出，持续以“黄箱”政策支持农业，它的负面作用会日益凸显。特别是容易导致农民对增收的预期将从农产品的市场状况转向政府的补贴政策，政策的有效性逐步降低。“市场机制是调节供需最有效的方式，对农产品价格直接干预，这就相当于把市场机制这只手给绑住了。”

　　“价格天花板、‘黄箱’政策天花板，这都不是什么新问题。”杨军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也曾直接干预农产品价格，也曾因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日益充裕而导致出口乏力，面临沉重的财政负担。在外部压力的驱动下，美国对农业的支持政策从“黄箱”逐步转为“绿箱”，如市场信息支持、科技研发、农民培训等。“WTO规则对‘绿箱’政策并没有约束。美国不是不支持农业了，而是支持的方式更隐蔽了。”

　　“保证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所以我国一定要支持农业，但需要根据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状况和贸易环境来制定更为科学、更为有效的农业发展和支持政策。从长远看，我国的农业支持政策也应当从‘黄箱’转向‘绿箱’。”杨军说。

　　农产品的生成成本和流通成本都在涨

　　毛学峰指出，农产品的价格由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组成。伴随着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两部分成本都在增加。

　　他解释说，在生产环节，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市场逐步发育与完善，每亩雇工费用伴随着农民工工资上涨很多，每亩地本身租金成本涨500元到1000元不等。

　　“在流通环节，农产品运输不超载不挣钱，如果超载被罚，这些费用都会体现在农产品的价格上。”毛学峰认为，成品油价格、交通运输价格等的改革对农产品最终价格的形成也会产生影响，但这些改革推行的难度比较大。

　　“讨论农产品价格，还有一个问题常常被忽视：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农产品价格的增长。”毛学峰对记者说，房价上涨一方面让务工人员的房租成本上涨，另一方面也推高了销售农产品的摊位费。

　　很多业内专家认为，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整还有较大的政策空间。但毛学峰表示，如果我们抓不住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形成的关键因素，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农产品成本的持续增加将不断刺激农产品价格上涨，一旦最终价格高于配额外完税后的进口农产品价格，那么我国农业将面临严重冲击，棉花和糖可能遭受的冲击最大。

　　毛学峰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规模化。“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一部分农民会转移出去，留在城市成为消费者。农民身份的转换将带来资源的重新配置。当农民拥有的土地等资源达到一定数量，他们的收入就会提高。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对于资源配置的调整慢了一些。”他说。

　　怎样进一步提高农业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保障粮食安全，另一个是增加农民收入。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度’。”杨军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双边及区域化自由贸易进一步拓展。开放是我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同时，中国人口众多，随着经济发展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不断提高，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口低价、优质农产品以满足我国消费者日益多样化和高品质农产品需求，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杨军认为，在开放的格局下，可以通过构建更为完备的国际贸易体系来促进世界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相对于此，怎样进一步提高农业政策的有效性则在当前显得更为突出和紧迫。

　　“不同农产品之间有替代性，通过进口限制等措施来保护某个农产品，往往会导致有替代性的、没有进口限制的农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杨军举例说，近两年虽然玉米进口受到限制，但是同样可以做饲料的大麦和高粱进口却猛增。在便宜进口玉米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稍贵的其他农产品来替代。“这是一个次优选择，我国付出了相对较高的社会成本。不能单个地、独立地管理农产品，而要把它放在一个综合系统之中进行全面管理，形成一个更为有效、高效的支持体系。”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品质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但现在我国的收购价对不同品质的农产品并没有严格区分。”杨军指出，我国农业发展走出困境的关键是促进农业增值，如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品质提升等。这是我国未来农业支持政策的重点。“我国未来的农业支持政策应当是推动发展和结构升级，而不应是养懒。”

　　今年秋收以来，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市场收购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玉米价格跌幅高达30%。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信号，我国的农业支持政策会加速调整。毛学峰认为，一定要分清中央和地方的责任。除了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其他都应当逐渐放开，另外地方政府应当为所辖地区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做出贡献，严格规定地方政府价格的干预范围，督促地方政府为主导产业建立行业发展基金，为地方产业健康发展提供风险基金支持，切实避免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

　　杨军强调，“我国玉米的临时收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东北农民增收，但收入的持续提升不是简单地通过补贴农产品价格对农业进行保护就能实现的。如果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应当尽早告知农民，让他们对玉米价格的调整有合理预期，从而能够主动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