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10月21日讯（记者 马常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日前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年会”上表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成功可使未来潜在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而通过中央政府的合理买单能够分摊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这是户籍制度改革得以推进的关键。

　　蔡昉表示，人口趋势决定了城镇化一定会减速。从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经济活动人口在2017年达到峰值之后也是负增长。更直接和城镇化相关的是农村青少年人口，无论是从农村常住人口的角度看，还是从农村具有农业户口的角度看，16-19岁的人口去年达到了峰值，今年开始要负增长。在过去10年，农民工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大约四分之一，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农村青少年人口的负增长，必然导致农民工外出增长速度的显著减缓。相应也一定会使城镇化速度大大减缓。这个意义上说，很难看到今后十年、二十年还会有像过去30年的城镇化速度。

　　蔡昉认为，城镇化在未来的减速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城镇化是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具体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2010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变成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其实至少10年前甚至更长时间，城市已经丧失了劳动力供给能力，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过去人口红利靠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更高的生育率产生的青少年增量，来补充劳动力市场供给。

　　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资本积累驱动。如果做一个模型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资本积累大概占60%-70%。资本和劳动力供给的关系是，如果人口抚养比一直下降或者比较低，就有更多剩余资本可以储蓄下来，因此保障了高储蓄率。劳动力的充分供给防止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过早发生，因此资本投资是比较高的，回报率也是比较高的，它支撑着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劳动力供给不是这么充足，回报率自然会下降。中国的劳动力是个存量，人力资本的改善就是靠新劳动力不断地成长起来，有新成长劳动力进入，无论是城市孩子还是农村孩子，都是改善总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因此大量农民工进城，新进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达到9-10年，将改善整体劳动力人力资本。

　　除此之外，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一半的因素来自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因此产生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部分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减慢，生产率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少。所有这些加起来导致了潜在增长能力在下降。所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城镇化速度减慢后相应降低了潜在增长能力。

　　蔡昉指出，传统城镇化一个特点是没有解决农民的户籍问题，是用常住人口概念统计出的城镇化，如果打破这个概念就变成了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中心，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中心，再具体一步就是哪怕给不了户口而可以提供平等的待遇和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

　　“设想一下，现在有37%的非农户口，54%的城市人口，其中10%多没有户籍，假设54%这个指标没有变，但把37%和54%之间的这百分之十几的农民工消化掉，所有人都有城市户籍，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完全可以达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蔡昉认为，如果让这百分之十几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劳动力供给问题可以缓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还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源泉；1.7亿进城农民工，加上1亿在本乡镇的非农产业农民工，成为市民消费者，消费贡献、内需贡献将大幅度提高。

　　对于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问题，蔡昉指出，户籍制度是个相对来说较少侵害既得利益，而改革红利巨大的领域，而为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关键在于户籍制度改革国家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中央政府要合理买单、分摊改革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