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任翀

　　爱尔兰被誉为“欧洲硅谷”，包括谷歌、苹果、英特尔等全球十大信息通信企业中，有9家在爱尔兰设立分部，其中苹果还将爱尔兰分部作为整个欧洲市场的运营中心。与此同时，在十大顶尖医药企业中，有9家注资爱尔兰；在全球商用飞机租赁公司中，有一半注册于爱尔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发布的经济报告，爱尔兰的GDP增幅在去年就超过英国、西班牙、法国、瑞士等诸多欧洲国家，今年不仅继续在欧洲数一数二，而且超过了美国。

　　面对这一成绩单，近日来华的爱尔兰就业、企业和创新部部长理查德·布鲁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靠的就是创新。所以，对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新目标，他颇有共鸣。因为爱尔兰正是通过政府对创新、科研的激励，使得科创企业和科创成果在爱尔兰蓬勃发展，迅速引领爱尔兰经济发展。

　　在与记者分享爱尔兰的科技创新经验时，理查德·布鲁顿的观点更是相当明确：政府支持科创必须有的放矢。

　　提高政府扶持力度的有效性

　　今年已经是理查德·布鲁顿第四次来访，他对中国以及上海都并不陌生，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对科创的热情让他印象深刻。他举例说，在此次短短五天的行程中，由爱尔兰和中国共同设立的“中爱科技基金”宣告成立，并且已经对五家在爱中两国从事科技创新的企业进行投资，其中之一就是办事处位于上海的移动设备可视技术Movidius公司。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对爱尔兰技术抛出绣球，比如爱尔兰的技术企业Keelings与光明集团达成合作协议，Keelings将为光明食品提供配送软件系统，加速传统农产品生产和营销的互联网转型进程。

　　不过，营造积极主动的科创氛围只是一个方面。爱尔兰在探索打造欧洲硅谷的过程中，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提高政府扶持力度的有效性。

　　理查德·布鲁顿解释，爱尔兰与中国相比，国土面积太小了，政府可以扶持科创的资源也很有限。基于此，爱尔兰更看重扶持的投入产出率：“我们要把资金投向爱尔兰的强项领域和有竞争力的企业。”

　　他介绍，爱尔兰政府对科创扶持的“投入产出率”是可以量化测量的，其中一个指标就是爱尔兰每年要实现100家初创企业的创新成功，就是“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初创走向国际化。”

　　这100家企业如何而来？又怎么保证能够创新成功呢？

　　爱尔兰的方式是认真筛选和定制服务。理查德·布鲁顿介绍说，100家企业来自爱尔兰贸易与科技局的评选。评选并不看重企业的成立年限、规模大小，而是看重它所处在的行业和研究领域。比如，此次获得中爱科技基金投资的Movidius公司，成立不过两三年，上海作为其海外业务的第一站，也只是先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但是，Movidius的核心技术产品“移动设备可视芯片”却不容小觑。因为它创新性地将一系列新型电脑视觉技术大规模应用在移动电话、平板电脑、相机等设备中，同时也是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机器人的支撑技术。所以，Movidius得到了政府投资的青睐，政府希望助其一臂之力，使它能够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理查德·布鲁顿坦言，初创企业在发展中可能会遭遇各种不确定因素，需要的扶持也非常具体。所以爱尔兰给出的扶持方式非常全面，直接回应企业的需求。比如，政府会不断提高资金支持，包括允许企业将25%的研发收入抵扣所得税、爱尔兰贸易与科技局和爱尔兰投资发展局设有专项支持资金等；政府还会帮助企业与教育机构合作、引入风险投资资金。

　　生态系统的营造

　　讲究海纳百川

　　在《福布斯》杂志今年的“全球最适宜经商国家”评选中，爱尔兰排名全球第四。在世界银行今年的经商环境报告中，爱尔兰在全球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3。理查德·布鲁顿认为，之所以爱尔兰会在这类评选中名列前茅，与爱尔兰在全球领先的科研成果商业转化率大有关系——对企业来说，研发投入能直接商业化并获得市场回报，显然能提高企业的经营信心以及科创积极性。所以，他觉得在爱尔兰的科技创新秘诀中，保持较高的研发成果商业转化率功不可没。

　　较高的研发成果商业转化率来自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就宏观层面看，爱尔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科研生态系统，由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组成。不过，爱尔兰的科研生态系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聚焦14个优先领域，包括信息通讯技术、医药技术、能源、创新服务等。这些领域的研究由设立在爱尔兰各大高校内的38家研究中心主导，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

　　在生态系统的营造上，爱尔兰讲究“海纳百川”——不仅支持本土企业，还欢迎海外企业参与。这条经验似乎尤其契合本身就欢迎多元文化、强调海纳百川的上海。

　　理查德·布鲁顿介绍说，爱尔兰面积不大，但吸引了1200家全球知名跨国公司的入驻或投资。这些企业不仅在爱尔兰开展自身的业务，而且与爱尔兰政府和当地企业合作，进行科技创新。引入跨国企业的好处在于，他们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和全球化的资源。他们不仅能准确地洞察行业发展趋势，而且能够从更多领域帮助爱尔兰的企业。所以，当这些企业参与爱尔兰的科创生态环境建设后，爱尔兰本地化创新的全球影响力显著提高。

　　在微观层面，爱尔兰的科创生态系统善于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爱尔兰在集中力量的14大科创领域上具备一定的研发优势，所以从政府层面就能发现企业研发成果商业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以及是否是该行业的共性问题。这种来自政府层面的“先见之明”使得企业在研发商业化遭遇瓶颈前，爱尔兰政府就能牵头组织研究机构和相关企业有针对性地探索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可以起到桥梁的作用。比如，有的企业自身不能把研发成果商业化，我们了解了这个企业以及所在行业的研发需求后，会帮助企业找研究机构一起开展商业化； 或者帮助企业找寻商业合作伙伴。通过完善商业化方案乃至重新定位，来实现商业化，而不是把好的科创成果浪费掉。”理查德·布鲁顿解释。

　　政府的钱要花在刀口上

　　理查德·布鲁顿承认，爱尔兰政府的资金资源不算多，在支持科创的资金中，大约有30%的来自于企业，包括那些跨国公司或已经成功的企业。

　　事实上，不论在爱尔兰还是在中国，政府能够提供的资金补助都是有限的，企业科创也不可能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在政府有的放矢地进行科创引导和支持上，如何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口上，是绕不开的话题。

　　欧洲硅谷的经验很简单，是偏向于高校和研发机构，“因为基础性的研究对企业帮助更大。”理查德·布鲁顿表示，爱尔兰非常支持14个核心领域的科创，不过在这14个领域，所有的政府扶持资金基本都投向高校和研发机构。这些高校和研发机构可以发挥桥梁的作用，不仅连接本地企业和本地市场，也连接着跨国企业和海外市场。同样花一笔钱，高校好比杠杆的一个支点，撬动更大的市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由于高校和研究机构发挥的是连接器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在爱尔兰，不仅当地科创企业可以得到政府扶持资金，来自海外的企业只要在科创上与爱尔兰的政府导向一致，也能享受到与当地企业相同的政府支持。这一点，无疑增强了爱尔兰吸引海外科创力量的魅力。

　　政府扶持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偏心”，也为爱尔兰培养了一支强大的科创人才队伍。比如，围绕眼下的科技创新热点，爱尔兰政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大数据研究投入大量资金，并且在高校中增加了数据分析课程。据预测，这一举措将使2018年爱尔兰信息通信技术毕业生的供应量比2013年增长50%，不仅满足当地科创企业的用人需求，也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落地发展。

　　爱尔兰还考虑建设一个专门为创新型初创企业服务的技术中心。在这个技术中心内，将有专家提供专业的技术来帮助那些面临相同问题的企业。这样，政府不需要增加投入，却能尽可能扩大政府资金的受益面。

　　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引入企业资金支持科创的做法不仅为政府“省钱”，还为强化科创与市场的对接效率提供了便利。企业的商业化运作使得企业在进行科创投资时，更强调投资回报率。所以，这种入股式的资金扶持使得投资企业会对科创项目的方向和进展进行筛选、把关，并在科研进展中从专业技术上予以帮助。一旦科创项目成功，则是投资企业、被投资企业和政府的多赢。

　　爱尔兰政府对科创扶持的“投入产出率”是可以量化测量的，其中一个指标就是爱尔兰每年要实现100家初创企业的创新成功。

　　评选并不看重企业的成立年限、规模大小，而是看重它所处在的行业和研究领域。

　　爱尔兰的科研生态系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聚焦14个优先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由设立在爱尔兰各大高校内的38家研究中心主导，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

　　专家开讲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秘书长刘宁：

　　全新的创新关系是交融式的

　　爱尔兰就业、企业和创新部部长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爱尔兰计划建立一个专门为创新型初创企业服务、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技术中心。在中国，同样需要这样的创新技术平台。例如，不少以制造机械或设计为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在进行毕业设计时，往往都有不少优秀的科技创新或工业创新点子，但这些毕业设计作品在经过导师打分和评判后，就被束之高阁。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秘书长刘宁就此建议，新时代的创新需要构建新型的创新关系，尤其是借助互联网思维，搭建一个开源创新的互联网平台，才能解放出更大的创新动力。

　　刘宁指出，当人们谈及“创新的最好时代”时，背景不一定是阳光灿烂，而可能是沉甸甸的挑战和变革。比如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的冲击，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可殊不知，在无法逆转的互联网潮流中，如果制造业能够与互联网形成新的创新关系，那么不仅创新的动力更强，创新的效率也更高。

　　刘宁认为，当前社会的创新力和创新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创新力而言，以往的创新主要靠经验和直觉，但今天更多的创新成果和依据来自于信息和数据。如果以工业设计举例可以看到，之前的创新往往从形式到功能、再到体验，但今天设计创新直接与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的服务系统挂钩。所以，有人形容今天的工业设计是从原始的关注“定型”，转向全面的“定义”。究其根本，会发现创新力最大的变化在于创新力的裂变。过去的创新可能来自一家大企业、一个大机构；但今天的创新裂变为个人以及初创企业，是全社会的创新。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需要新的创新关系。刘宁认为，之前的创新关系是流程化的，接力棒式的。比如在传统的创新中，设计中心、研发中心的前道工序是策划中心、制造中心。但今天的创新是发散式、交融式的，技术、金融、市场、加工等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互相渗透，不存在前后次序。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创新生态系统，而不是创新产业链。

　　正是由于创新力和创新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所以鼓励创新，必须构建一个全新的技术平台、服务平台。它不仅要能适应创新力和创新关系的变化，又要再造全新的创新模式，从而彻底解放创新力量。

　　面对这个目标，刘宁的建议是构建一个开源创新互联网平台。处在新型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或者企业，包括拥有创新点子的个人、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寻求投资项目的资本机构等，都可以登录这个平台，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完善自己的创新设想，实践自己的创新梦想。刘宁觉得，这样的开放平台应当是新时代创新的“刚需”，让新型创新力和创新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汪华：

　　投资科创需要讲究产业链

　　在政府主导的科创资金扶持项目中，在筛选企业阶段往往条件苛刻；可一旦钱给到企业，企业的科创成果是否令人满意，政府的关注度反而不如前期那么高，这就影响了政府扶持的效率。

　　相比之下，由市场机构主导的投资不仅设有投资门槛，而且看重投资回报。虽然说这是市场化运作的特点，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要提高政府对科创的扶持效率，可以参考市场机构的投资思路。

　　那么，在初创企业早期死亡率高于99%的大背景下，政府怎样介入早期投资才不会让资金“打水漂”呢？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汪华分享了经验：纵横合力，进行产业链式投资。

　　在解释何为“产业链式投资”时，汪华介绍了创新工场从2009年开始的安卓生态体系布局：当时，中国处于移动互联网早期，苹果公司的iOS平台还没有发展起来，安卓平台也没有一家独大，甚至眼下已成为过去式的塞班系统也还过得不错。这个时候，就需要投资者去判断，哪个平台会发展起来？哪个平台未来会真正形成自己的生态和产业链？创新工场最终根据趋势判断选择了安卓系统，并开始一系列投资布局。

　　具体来说，创新工场的安卓产业链布局是从最基础的系统操作创新开始，投资了“点心OS”；然后延续到中间层的应用商店、电脑与移动终端连接软件，包括投资“应用汇”、“豌豆荚”；接下来是用户层面的场景化应用，例如“魔图精灵”、“布丁优惠券”、“涂鸦移动”等。这种产业链式的投资好比一条枝干上开出三朵花，不论最后每朵“花”的发展如何，投资者都能收获来自市场的第一手信息，从而为之后的投资和布局提供基础。

　　如果从投资思路看，汪华认为可以分为“提高效率”和“精神消费”两大类。对于前者，涉及各种通过互联网技术改善行业效率、实现真实世界自动化的项目，例如O2O与共享经济、互联网汽车、企业级服务、在线教育等。因为“物理世界效率变得越来越高”的大趋势已经非常显著，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或服务创新项目具备发展壮大的基础。

　　至于“精神消费”领域，创新工场的投资方向在于尝试回答一个问题：“既然现实生活中的效率提高了，那么将来的人是如何生产和消费文化内容的？”在汪华看来，人们会生产和消费虚拟世界里的精神产品，所以从2011年就开始在内容娱乐产业链上发力。

　　善于把握市场先机，是提高投资成功率的关键因素。不过，这并非成功投资的100%保障。

　　据了解，创新工场成立六年来，共投资200多个项目，总投资额接近4亿美元，但项目公司在过去12个月里的融资额就达到6.6亿美元，所有公司中估值超过1亿美元的超过25个。这张成绩单与创新工场提出的“投资+孵化”运营模式密切相关，而且这一模式如今已成为所有投资基金的“标配”。

　　汪华提出，所谓“孵化”，不是提供一个办公空间、几个服务人员，而是需要完整的投资后服务。在创新工场，孵化工作由专业的全职工作人员组成法务、财务、市场商务、人事、技术等团队后完成，为企业已经投资并处于初创阶段的项目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和资源对接。换句话说，政府扶持科创，不仅要提供资金，也要提供完善的投后服务。

　　本版制图 钰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