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北京中和珍贝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总量再上台阶”为主题的双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蔡昉，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等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表了观点和建议。

　　蔡昉：未来经济增长不靠刺激靠改革

　　现在，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和发展趋势有两种看法：一种比较悲观，一种相对乐观。

　　悲观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他在《回归到均值》一文中谈到：任何过高的经济增长都是非常态、非常规的，最终都要回到均值，均值就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均值。这些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大概是3%左右，因此回归到均值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两位数最后到3%左右。他预测2013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降到5.1%；2023年后会逐渐降到3%，即真正的世界经济平均水平。然而，这项研究是有些问题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过去30多年中国可以实现近10%的增长速度。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预测最乐观的判断者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他预计中国在很长时间内能保持8%的增长速度，或者叫潜在增长率，他曾经说：“我们应该定一个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就是7%，即使暂时开发不出这个潜力，但是潜力很大。”他的依据是发展中国家是后起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赶超发达国家，因此它可以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发达国家每一步前进、每一个GDP增长都必须靠独特的创新，而我们可以借鉴学习他们的技术，解决增长可以更快一些。这种乐观预测仅用人均GDP做比较，而忽略了人口因素。

　　如果用人口做比较，也就是说以最有劳动生产能力的人口在给经济发展带来人口红利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到顶点后是负增长的阶段作为一个判断。如果看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可以看到中国面临什么样的经济形势。

　　人口变化使经济增长推动力弱化

　　中国的人口变化有三个重要转折点：第一个是刘易斯转折点，如果经济中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要扩大资本创造出岗位就可以把它吸引过来。这一点在中国是2004年达到的。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每年增长11%，它已经快于GDP的增长速度，也可以看到它快于劳动生产率。第二个转折点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15到59岁的劳动人口达到峰值。第三个转折点是认识到劳动年龄人口不代表劳动力，真正代表劳动力的指标叫做经济活动人口，根据我们的预测将在2017年达到峰值，之后会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绝对短缺。

　　这三个重要转折点对中国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造成成本升高，因此制造业的优势就会下降。我曾根据国外的数据库得出一个指标，叫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中国的出口比重和全世界出口比重对比，结果显示最近十年该指数呈显著下降趋势，主要原因不是没有绝对的产品需求，而是劳动力成本提高。第二是资本回报率。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资本投入驱动，资本贡献非常大，过去人口抚养比很高，不断投入资本的时候，有相应的劳动力跟它配合，因此资本报酬没有递减的现象，而现在劳动力短缺了，因此储蓄也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发生。现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再是农业劳动力，而是来源于农村的毕业生毕业以后到城里打工，去年这部分人达到峰值，今年开始该人群也是负增长。今年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劳动力转移的增长速度也放慢了。

　　因此，将以上因素都考虑进去，就意味着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弱化了。利用这些因素做一个生产函数来预测经济潜在增长率，能够得出以下结论：2010年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十二五”时期是7.6%，“十三五”时期只有6.2%，未来会一路降下去，将来降至均值3.3%也是有可能的。

　　目前，我们距离依靠技术创新得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还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就是现在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体制障碍、机制障碍，这些障碍妨碍了生产要素充分挖掘潜力。劳动力真的那么短缺吗？农业中官方数据显示还有30%的劳动力，这个比重非常高，我们的测算可能有20%。没有把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充分挖掘的时候，没有利用改革调动他们向外转移的时候，工资上涨过快超过了发展阶段，这时候成本上升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我们应该依靠改革挖掘他们，让他们从户籍制度改革、从市民化改革中得到利益，这样企业的负担才能减低。

　　一味采取刺激政策会犯日本的错误

　　现在重要的是应该如何看待经济形势。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因为需求不足或三期叠加造成的，但是他们没有理解经济结构的变化、结构性减速的含义是什么。如何应对减速的时候，大家又开始说要采取刺激政策。

　　以日本的经验为例，自1990年日本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后，日本政府大规模刺激投资，采用了凯恩斯主义中的所有模型。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个渠道向外发送流动性，它的目标是让这些钱渗透到实体经济中。但由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实体经济没有这些需求。因此货币发出去之后最后进入了非实体经济，如房地产、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海外资产等，这些都刺激了泡沫，导致最后泡沫破裂。

　　如果我们没有看准中国经济失去的是什么，只是认为需求不足就要一味采取刺激政策，那么就会犯与日本同样的错误。90年代日本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从那之后日本陷入了一个高收入陷阱。如果我们重蹈日本的覆辙，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一路下滑，我的看法是如果未来有机会消除各种制度障碍，得到改革红利，还能实现比较高的增长率。

　　我们可以做以下假设：设想如果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不会40岁之后返乡，劳动力的供给会提高。如果放宽了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20年以后也会带来劳动力的供给。此外，教育培训提高也会改善人力资本。企业改革消除垄断增加加入、增加退出，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去，减少“僵尸企业”，整体经济的健康才会大幅度上升。

　　我认为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未来可以带来潜在增长率增加。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充分获得改革红利，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7%甚至更高一些。关键在于改革能否推进。

　　刘迎秋：总量上台阶需要增长速度作支撑

　　5月27日，习总书记在东部七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看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要深入研究保持经济增长的举措和办法，推动经济总量上台阶”。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至少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优化，二是升级。优化首先是三大产业结构比例结构的优化，其次是区域经济以专业化发展为取向的优化，同时还是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结构有效组合的优化，最后也是行业内部不同企业合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优化。升级则首先是产业内部的技术升级，其次是企业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的改进，最后还表现为产业大军从“蓝领”为主迈向“灰领”为主并逐渐“白领”化。新兴产业的崛起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面，但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更新换代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内容。对此，不能有任何认识上的盲目与实践上忽视。

　　经济总量再上台阶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总书记首次论及的一个新理念、新范畴。在此之前，人们较多注意的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后如何持“中”和如何容忍可能出现的低速增长，甚至还出现了“淡化GDP”、“不再提GDP”以及“不考核GDP”等倾向。这些现象表明，在我国，形而上学、机械教条的认识论、方法论还广有土壤。不能认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有200多种工业制成品占据世界第一，就不再需要经济总量上台阶了。恰恰相反，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大力度“转型升级”，同时也需要“经济总量上台阶”。只是更重视、引导和努力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总量上台阶。

　　经济总量上台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做支撑，是不可能的。仅从就业角度看，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一个百分点的变动就会导致140万左右就业人口的变动，因此，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现存的结构性、摩擦性失业就会演变成总量型、大规模长期失业，其后果是严重的。这就是说，要保证经济总量再上台阶，就必须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调结构、转方式、促创新”上来。

　　对于广大民营企业来说，要跟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总量上台阶的发展步伐，就必须努力做到如下几点：

　　一是不要盲目否定自己所处产业，但要抓紧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没有夕阳的传统产业，只有夕阳的产业传统”。二是不要过度惧怕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暂时下滑。与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相伴生的往往是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常常是企业实现技术结构改善的机遇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现实，能不能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技术、组织、管理和市场改造和创新，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三是要积极投身到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新时期的新战略中来。四是要学好、用好国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五是要在提升自身素质上下大功夫，积极弘扬和努力践行诚信、扎实、创新、守拙、进取精神，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总量上台阶”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