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 建

　　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速适度回调是否会拖累世界经济？中国经济能否像过去一样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对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事务官梁国勇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不仅没有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反而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决定性力量。

　　他说，世界经济复苏的正面因素不少，但仍面临下行风险，发达经济体复苏脆弱，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短期来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国际金融风险对经济稳定及增长的威胁，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而言。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形势普遍疲弱，先后出现金融动荡。这与其自身经济体系的问题有关，也与全球货币政策大变局、初级商品价格暴跌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新兴市场动荡的背景下，中国能够保持7%及以上的增长率非常不容易，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稳定经济、促进复苏的重要力量。

　　他说，眼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原因很多，涉及全球、区域、主要经济体等几个层面，以及增长动力、治理结构、经济体系、企业行为等多个方面。总体上看，复苏乏力的主要问题还是源于发达经济体。

　　首先，发达经济体需求不振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始于美国，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之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并一直拖累着世界经济复苏。日本经济更是一蹶不振，“安倍经济学”颓势尽显。

　　其次，发达经济体主要依赖量化宽松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来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而结构性经济改革却十分不力。量宽的实施固然具有压低长期利率、缓解债务危机、应对通货紧缩的正面作用，但其提振实体经济的作用有限。实际上，量宽带来的很多货币增量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中逐利而动。它们在量宽实施国的内部推高了市场、助长了泡沫；在国际间的流动则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

　　再次，从国际影响看，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以邻为壑”特征，特别是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很多困扰。纵观历史上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金融危机，国际资本的“大进”往往是前提，而“大出”则是动因。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金融格局可以看出，量宽的推出助长了“大进”，其退出则导致了“大出”。美元加息周期即将启动的前景导致各国货币政策分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流，金融动荡加剧，经济增长也陷入困境。在近阶段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资本外流、储备减少、本币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决定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拒绝竞争性贬值，实际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稳定作用。

　　谈到中国如何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时，梁国勇认为，应以新的重大改革和开放措施提振市场信心。从整体上看，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不利、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的外部环境并非加快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战略机遇期”。然而，整体不利之中又有局部的有利。例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跌对中国贸易形势和经常项目是有利的，也提供了相关领域结构性改革的机遇。外汇占款在央行资产中比重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为进一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拓展了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和投资领域，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最终完成，将在双边和区域层面大力推进中国国际经贸环境的改善，并提振经济增长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