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1974），近代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在抗战期间，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领导学校千里跋涉四次西迁，并将浙大建设成为蜚声海内外、被誉为“东方剑桥”的中华名校。

　　山高路险，不弃文脉

　　1937年8月13日，抗战史上著名的淞沪会战拉开帷幕，毗邻上海的杭州很快也笼罩在战火中。为保全学校和寻求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浙大开始准备避难迁移事宜。8月26日，校长竺可桢赴杭州附近的东天目山考察，决定设分校和临时办事处，接纳一年级新生报到。之后杭州形势紧张，11月5日侵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浙大决定全校集中迁往建德。在举校西迁之前，竺可桢10月初已先行赴建德觅址，并派人筹建临时校舍。但这只是浙大迁徙的开始，随着战火的蔓延，再迁吉安、泰和，三迁宜山，四迁遵义，在两年多的烽火岁月里，浙大师生被迫一路西行，一路播迁，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至1940年初定址遵义湄潭，铸就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浙大的西迁路线和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相似，被誉为是“文军长征”。

　　作为一校之长，竺可桢运筹帷幄，未雨绸缪，展示了出色的决策、组织才华，早在天目山安置新生之时，竺可桢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设立战时后方服务队，开办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规定学生必须参加，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以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更重要的是，每次迁徙，竺可桢都亲力亲为，或先行跋涉勘察校址，研析考量当地的气候地理、风俗民情、社会状况等；或积极奔走，争取国民党高层或地方要员，借助各方力量保障学校的顺利迁徙和运转。而在转移时，竺可桢几乎每次都是最后一批撤离。由于筹划周密、准备得当、组织有序，虽历经艰险，浙大的几次辗转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师生们面对日军的轰炸也能从容应对，1939年敌机专门轰炸宜山校舍，学生们有序离开校舍避于江边，“无一重伤”。

　　在浙大西迁时，当时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也面临着战火的威胁，欲转移至安全地方却受制于经费、人力、运输工具的不济。竺可桢得知此事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先是将库书运至建德，杭州陷落后又建议教育部长陈立夫将该书运往内地，教育部随即决定由浙大协运《四库全书》，为此，竺可桢派专人负责库书的迁移，先至长沙，又至贵阳。1939年2月，竺可桢因公路过贵阳时还专门查看《四库全书》的储藏情况，并提出了“屋须改用瓦片，箱中书籍须晒曝，而该地必须有人主持，因此不能不有预算，约计每月一百六十元之谱”等具体的建议。浙大迁至遵义后，竺可桢又派专门人员协助藏书曝晒事宜。1944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贵阳一度受到威胁，教育部接受了竺可桢的建议将库书运往了更为安全的重庆，使其终免战火波及。《四库全书》是我国古典文献的精华和象征，文澜阁藏书历经波折终得保全，它和西迁的浙大一起流亡，正可谓“山高路险，不弃文脉”。

　　人才为先，精英荟萃成就“东方剑桥”

　　1936年任校长时，竺可桢即强调“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并表示要“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为此，不遗余力网罗优秀人才成为竺可桢一项不间断的工作。1936年上任伊始，竺可桢多次登门拜请当时被视为“杭州瑰宝”的马一浮任教浙大，并满足马提出的颇为苛刻的要求，但仍被怀疑“请邀之心非真诚”而不了了之。直到1938年，受到战争威胁的马一浮提出要随浙大迁移避难，竺可桢并未计较马的多次失约，这位国学大师方得以入教浙大。在竺可桢的争取下，浙大聚集了一大批当时各领域的精英知识分子，在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和新聘教员会晤的信息。

　　浙大的人才引起了其他部门的兴趣，为将这些人才留在浙大，竺可桢使出各种招数与各方周旋。1940年，中央大学意将张肇骞调往任职，被竺可桢以“浙大植物只张一人”而“竭力阻之”。1941年，教育部长陈立夫想挖角苏步青，“立夫欲成立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欲请清华之华罗庚、陈省身及浙大苏步青，陈已允就。正之不肯让华，余亦不肯让苏。”正是竺可桢长期的努力，浙大成为当时学术精英汇集的舞台。1943年有人撰文分析当时中国各高校研究人员，对此竺可桢认为：“浙大方面提及苏步青、黄翼与罗宗洛、谈家桢，但未及贝时璋、何增禄。大概而论，尚称平允，但遗漏亦不少……物理方面何增禄与王淦昌二人对于光学与理论物理实均极有根底，惜无机缘发展耳。”虽是为当时浙大同人不被世识颇感不平，但也体现了竺可桢对教师质量的自信。

　　随着学术精英的汇集，竺可桢的另一个教育理念也得以逐渐变成实践，“大学因为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到达宜山后，浙大新成立了师范学院。1939年1月又决定将原来的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开始筹设法、医两院，至1946年返回杭州时，浙大已成长为一个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这是竺可桢对浙大也是对历史交出的成绩单。

　　1944年，著名的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后两次参观浙江大学，他对浙大在艰苦条件下学术气氛浓郁、科研成就拔萃印象深刻，赞誉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是“东方的剑桥”。这既是对浙大的赞誉，也是对竺可桢的褒奖。

　　爱生如子，战火中培育国之英才

　　在天目山安置新生之时，竺可桢着手试行一种新的制度——导师制，他曾在日记里写下，“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如昨星期日，天气既值秋高气爽，导师与学生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正是天目山试验的良好效果，竺可桢决定“抵建德后行导师制，三、四年级以系主任为导师，二年级则另行选择”，导师制开始在全校落实推行。这一创举也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认可，1938年5月，教育部派员到浙大视察，对导师制十分关注，之后还褒奖浙大是当时各西迁大学中维持教学秩序和确保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

　　即便是在当时艰苦的教学条件下，浙大的教学质量却未打折。因迁徙和空袭常导致学生提出停课要求，竺可桢通常是“虽和平而极坚决”地反对，除了正常的转移和避险外，不停课不停学是竺可桢坚持的一条原则。1940年，就有学生因学分不足、成绩过差、论文未成等原因而无法毕业，有的借读学生因成绩不合格则被要求退学，面对一些师生的求情，竺可桢也并未降低标准。但在有些方面，竺可桢对学生们合理的要求又格外支持。在泰和期间，竺可桢甚至允许学生们到附近的湘潭、株洲等地旅行实习，并给予津贴补助，这在当时战争迫近、漂泊流离的条件下，是一件颇为难得和大胆的决定。

　　抗战时期，学生们常以频繁迁徙、战火威胁、政治黑暗等为由对校方表示不满，甚至对竺可桢进行刁难和攻击，竺可桢虽表示很“痛心”，但并未采取强硬措施，有时在得知有学生可能对其采取极端行为时也只是置之不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政治言论和行为异常敏感，多次向浙大发出所谓的“警告”名单，但竺可桢反而多次为上了“黑名单”的学生们进行辩护。1942年1月16日，浙大学生组织了“倒孔游行”，竺可桢担心学生和军警发生冲突，特意赴现场进行劝阻，无果后亲自领队游行，并嘱咐军警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在竺可桢的协调下，出现了学生在前面喊口号贴标语，军警在后面监督撕标语的场面，避免了双方的直接冲突。事后面对当局的指摘和压力，竺可桢尽量保护、营救被捕的学生并为其开脱。凭着这种“爱生如子”、“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担当，竺可桢将浙大构筑成了一个民主堡垒，而浙大师生也亲切地称其为是“浙大保姆”。正是保持了一种宽松包容民主的氛围，教学方面又严格把关勇于创新，竺可桢治下的浙大培养了李政道、叶笃正、程开甲、谷超豪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1938年11月19日，在竺可桢的倡议下，浙大校务会议将“求是”定为校训，之后他又多次阐述“求是”的内涵：追寻真理、明辨是非、爱国救亡、奉献社会、勇于牺牲。竺可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求是”精神。他的抗战年代是一个人和一所大学、一种精神与一个时代完美结合的历史。栋梁如斯，中华焉亡？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