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红军长征已成近代中国一曲雄壮史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有一支不一样的队伍也进行了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与红军不同的是，这支队伍由“秀才”组成，他们的总司令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这场后来被誉为“文军长征”的壮举历时四载，行程2600余公里。如果说，红军长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革命乃至现代国家建设保存了火种，那么，“文军长征”则在亡国灭种的危险来临之际，保存了读书种子，积蓄了救亡图存的文化力量，使民族精神延续不绝。七十余年后的今天，翻看竺可桢在“长征路”上对学生所作之演讲，依然能感受到坚韧不屈、绵远不绝的伟大力量。

　　江西泰和城西有座萧氏宗祠，1938年6月26日上午8点半，避难西迁的浙江大学师生聚集于此，举行第十一届毕业典礼。竺校长发表致辞，要点有三：一是大学生进入社会后，在此国难时期应人人负起责任，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二是目前学校缺点在于只传授知识，而不注意智慧，不能使人深思，以后毕业生应能慎思明辨，俾能“日日新，又日新”，以发扬而光大之。三是在社会服务，不求地位之高、薪水之优，而在于努力去干，只要所干之事是吾人份内应做之事。竺校长要求他的学生，“离校以后，每个人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把这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传播于各村乡、各城市、各机关去”。

　　一年后，1939年7月16日上午9点，浙大举行第十二届毕业典礼。竺可桢再次发表演讲，重点依然是做人：“大学毕业生如欲为国家造福，则单求一点智识与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标；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必须确定，方能使社会事业有格外的成功。”他认为，成功并非指名利双收，相反，读书做事如为名为利则均有弊端，只知为社会服务、不顾名利反可获得成功。他引王阳明的话送给即将离开校园的同学们：“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所谓“求其是”，正是一种坚定不移地追求世间真理、恪守基本价值的节操，竺可桢指出，此乃浙大校训“求是精神”精义之所在。

　　这并非竺可桢第一次引用王阳明的话。1938年11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竺可桢作《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阐发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与“良知”说。演讲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左右，但从竺校长的日记中可以发现，这篇开学演讲做过精心准备，连续几天，他研读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传习录》《答顾东樵书》等著作，记在日记本上的“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等札记，恰是竺校长演讲之主旨。

　　再往深远一些看，在这场“文军长征”中，除了具体实施的总司令竺可桢，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总司令”，就是竺校长在演讲中反复提到的王阳明。简单勾勒“文军长征”路线图，便能看得更加清楚。1937年10月24日，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决定把二三四年级全部迁移到浙江建德去。11月11日，浙大师生分三批出发，15日全部抵达建德。12月24日，杭州陷落，浙大师生被迫迁到江西吉安、泰和。由于战事的蔓延，半年之后，泰和也放不下学子的课桌了。竺可桢决定再次西迁，目的地是广西宜山。1940年2月，浙大师生又进行了第四次迁徙，终于在遵义、湄潭安定下来，坚持到抗战胜利。这支中国读书人组成的队伍从浙江出发，经赣南到桂北再到贵州，一路上避开大城市，专拣偏僻县城落脚，所在多有王阳明生活之遗迹。竺可桢亲自选定了这条路线以及每一个落脚点，而且曾明白告诉大家，这是一场追踪王阳明先生的“精神之旅”。抵达广西时，他对大家说，这次进入广西，“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们不应随便放过”，应该学习王明阳在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到贵州时，他又说：“昔王阳明先生至龙场一年，其影响所及，风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进步……浙大来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当法步先贤，于所在地之种种设施，革革兴兴，尽心竭力以赴。”

　　我以为，王阳明对竺可桢的启迪至少有两个方面：在艰难困苦中，保持精神不堕、人格不堕，以强大的内心、充沛的自信，坚忍前行，把自己、别人和国家带出困境；身体力行，从点滴做起，以文心激励人心，刷新周遭环境，带动社会往文明的方向进步。前者是强烈的历史担当，后者是自觉的文化使命。这两点，正是抗战中的中国所亟需于读书人的，也是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所要求于知识分子的。这似乎也是抗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前面提到的1938年的毕业典礼上，国学大师马一浮应竺可桢之邀为毕业生赠言。他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浙大毕业生不应做“崇拜势力，势力高于一切”的乡愿，而应抱定一种“理想主义”，做到“刚明气分，不堕柔暗”，“宁可被人目为理想主义，不可一味承认现实，为势力所屈，尤其是在现时，吾国家民族方在被侵略中，彼侵略国者正是一种现实势力。”王阳明的卓绝之处在于以一己之人生融合了学问与事功，这在历代大儒中并不多见。而在浙大的西迁路上，王阳明的精神获得了现代的承载形式，在竺可桢带领下，浙大师生除了保持旺盛的精神力量，还秉承“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原则，在赣江边造长堤防水患，组织当地的农民垦荒，开办识字班、学校，把文化的种子撒播到祖国的大西南。

　　日寇侵华的重大图谋之一是摧毁中国的文化。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为了保存文化血脉，许多高校长途迁徙，这是一段悲壮但又暖人的历史，浙大的“文军长征”只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总结长征时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如果我们套用一下的话，抗战中的竺可桢率领的“文军长征”，同样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以我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胜利而告终的。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切不可忘了这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