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济南8月27日电 (记者 肖欣)“事实上中国‘剩下’的是男性居多，但整个社会所营造的好像是‘剩女’已经成为无法接受的社会焦虑现象。”正在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女性学者的研讨频频触及“剩女焦虑”、“晚婚潮”、“女同”、“性平权”等现实热点。

　　据记者拿到的议程，大会超过10场边会聚焦“女性话题”，主题从“妇女和政治现代性”、“全球年轻女性历史”等大叙事到“家务和家庭生活”、“晚婚”等小话题。27日首场“妇女史研究前沿”主题论坛，吸引到来自各国的40多名女性学者参加讨论。

　　复旦大学副教授陈雁专注妇女史研究，她用“新女权主义”形容当今中国年轻女性从事的与性别平等相关的运动。陈雁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女权主义”历经几个阶段：1949年以后以妇联为主导的“国家女权主义”，80年代后在女性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间以写作、研究、教学等方式复萌的女权主义，以及当下活跃的“新女权主义”群体。

　　当今中国年轻女性面临的社会具有强大冲击力，陈雁向记者指出，倡导“新女权主义”和“女人首先要做贤妻良母”的话语都很有市场，且充满矛盾。

　　晚婚可能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在日本也成为引发社会焦虑的问题。日本学者Rui Kohiyama指出，“政府一方面鼓励年轻女性去工作，一方面又希望她们多多生育，以至她们于不知道该怎么办。”

　　“年轻女性晚婚的原因很难用单一因素解释”，陈雁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代中国女性获得更多受教育权、工作权，更大范围进入到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对很多传统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领域产生了冲击和挑战。此外，1949年中国曾在国家体制下倡导“男女平等”，所带给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动力也应该得到肯定。

　　而同样接受良好教育的日本年轻女性还面临着“经济危机”带来的现实压力：丈夫的收入不再足以负担整个家庭。年轻女性有能力进入职场，她们也必须去工作。Kohiyama表示，“即使她们愿意回归家庭成为全职主妇，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晚婚现象当然也是女性独立意识崛起所带来的”，“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尤其是女性获得高收入、高职位而大量出现，晚婚成为社会现象”，但陈雁指出，中国大陆对晚婚女性“不友好”的话语氛围在其他地区却是“少见的”。

　　她举例说，“我的同事在做上海人民广场相亲角的研究，发现其实最焦虑的是中国的父母”，“我却在台湾发现，女性30岁以后结婚的也很多，几乎完全没有这样的压力，大家心态都很平和，没有大陆呈现出的焦虑氛围”。

　　陈雁也注意到“新女权主义”群体人员构成的变化，“这些女孩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精英群体，她们来自五花八门的不同职业，‘女同’群体成为最活跃的力量”，她还观察到，在80年代后的女权运动中不太谈及的“性平权”，在当今新女权运动中的表现则“非常激烈”。

　　国际历史学会委员、斯坦福大学教授卡伦·奥芬则以美国青年人的婚姻状况举例指出，在美国，“晚婚”并非受公众关注的“话题”或“问题”。“有人选择晚婚，也有人早早结婚，还有人保持恋爱关系但不结婚”，她强调，“这都是个人选择，是个人化的、是自由的”。

　　对于婚姻和家庭，陈雁认为，婚内女性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生育、抚养下一代和承担家务等，结婚成本对大多数职场女性而言的确是负担。Kohiyama指明一个事实，养育子女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职场与家庭的多重责任让女性无法兼顾。而卡伦认为，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并没有问题，关键是女性无论在哪里做贡献，都应当受到尊重。

　　至于缓解焦虑的办法，Kohiyama建议年轻女性转变观念，“为什么不与你们年轻的丈夫们去谈判：我来分担一半收入，你来分担一半家务呢？”陈雁则期待，新女权运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全面推进公正、平等的一支力量。虽然强调自己并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卡伦也指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女权运动仍有必要，因为“经济上的平等容易实现，而观念很难改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