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执教于柏林大学的匈牙利裔犹太学者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1898—1964），在摆脱纳粹德国的魔爪后来到了伦敦。此时，英国科学促进会正在这里举行年会。12日的《泰晤士报》以专题形式介绍了最近四分之一世纪里科学家在原子嬗变方面的发现。

　　西拉德读了相关报道，并特别注意到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的观点：从原子嬗变中寻找能源，或是寄望于工业规模上的原子能释放，完全是妄想。他对卢瑟福的“预见”不以为然，心里也犯嘀咕：这位一直奋战于科学前沿的老前辈怎么变得如此保守了？

　　卢瑟福因“对放射性物质元素的嬗变和放射性化学所做的研究”而获得了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并早在1902年就与他的英国同行弗雷德里克·索迪（192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提出了原子嬗变假说--放射性物质由一些不稳定的原子组成，每单位时间里都有确定的一部分原子通过发射（α、β、γ）射线而蜕变成其他元素。第二年，他们已经定量分析出这些衰变过程放出的巨大能量。

　　漫步于伦敦街头的西拉德不时陷入沉思。横穿大街时，一个想法突然涌现：我们能否找到一种元素，当中子穿越它时，它吸收一个中子，同时却释放出两个中子。如果能积聚起足够多的这种元素，就可以维持核反应。

　　回溯到一年前，当中子于1932年被詹姆斯·查德威克（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发现时，西拉德就被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可能性迷住了。也正是在这一年，他读到了他所熟识的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914年出版的一部科幻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这部作品设想在1956年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世界主要城市全被一种利用雪崩式的链式反应来制造的原子弹所摧毁。

　　《获得自由的世界》的创作灵感其实来自索迪提出的科学观点。1904年，索迪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有可能所有的重物质都拥有跟镭类似的、隐藏在原子结构内的能量。如果这些能量能够被开发出来并加以控制，那么就可以改变世界的命运。

　　而《获得自由的世界》又触发了西拉德对链式反应和能量产生的科学思考。在随后进行的研究中，他正确地预测了这种反应的结果及其潜在的能量来源，仔细描述了后来称为“临界质量”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并在1934年3月12日提交了链式核反应的专利申请。不过，他将专利交给了英国海军部，并根据禁令保守秘密。

　　1938年底，德国放射化学家、物理学家奥托·哈恩首次用中子轰击铀，发现了核裂变现象（哈恩因此而被授予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裂变反应释出的能量远大于放射性的能量，令人畏惧的核链式反应的可能性与大规模利用核能的途径同时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二年夏天，德国成为第一个为研究核裂变的军事用途而设立研究所的国家。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暗示，从理论上讲制造原子弹是可能的。西拉德为此深感忧虑，担心纳粹德国会抢先造出这种可怕的武器。为此他积极奔走协调，规劝他的科学家同行不要公开发表与裂变和链式反应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免为纳粹德国的研究者所借鉴。

　　随后，西拉德与意大利裔美籍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的设计者和建造者，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合作，通过研究和实验证明，某种高纯度的石墨吸收中子的量少到足以维持一个链式反应。费米曾想发表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但被西拉德劝阻。

　　后来知道，德国人也做了相同的实验，只不过他们用的是低纯度石墨，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石墨会吸收太多的中子，以致无法维持一个链式反应。于是他们决定采用重水来代替石墨作减速剂，结果反倒给建立链式反应设置了障碍。美国一位科学家就此评价说，如果不是西拉德的劝阻，“那么可以设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就会改变。”也有人说，“这一举动，或许拯救了全世界。”

　　而真正让西拉德青史留名的，当是其后他的一个更大的举动——劝导爱因斯坦在1939年夏天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力陈链式核反应的巨大潜力，建议美国尽一切努力赶在纳粹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这直接催生了影响甚巨的“曼哈顿工程”。

　　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远东的战争也停止了。战后，西拉德跟爱因斯坦一样，怀着一种懊悔与反思的心境，积极投身于反战的和平运动之中，不断地警告人们使用原子武器的危险性。

　　后来有人谈到西拉德时，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原子弹“留给他一个极有吸引力的目标，即试图帮助人们消除恐惧时代，而这个时代却是在他帮助下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