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编者按：7月21日，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涉嫌贪污在广州中院受审。不管是“监守自盗的图书馆长”，还是“不设防的图书馆”，无不显示出国内部分馆藏体系在藏品保管、审批、取件等方面的诸多监管空白，这也极大程度地引发了业界对馆藏制度的反思。资深评论家和艺术经济学家马健在追溯萧元书画调包始终的同时，立足于馆藏体系的鉴证备案和数据库建设来预防以上监管漏洞，同时强调加强“审计”工作，明确整改责任落实到人。可以说，保护馆藏书画安全，刻不容缓。

　　近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前馆长萧元监守自盗十年，涉案价值过亿的馆藏书画调包大案，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此案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将文化系统内一些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和纪念馆长期以来都或多或少存在的偷梁换柱现象置于镁光灯下，而且通过庭审展示了很多令人唏嘘不已的细节，为馆藏单位的收藏安全拉响了警报。

　　尽管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画库共有三道门，根据管理制度，三个管理员各有一把钥匙。藏画出库时，需要三个管理员共同在场才能打开三道门。然而，一方面，馆长和副馆长还各有一套图书馆藏画库的钥匙；另一方面，萧元平常只需要三道门中两道门的钥匙就可以进入画库，因为“第三道门从未认真锁过”。此外，按照萧元的说法，“图书馆没有人懂画，他们最多只能点点数，哪怕借出去真画，还回来的是赝品，也根本看不出来”。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广州美术学院相关专业的老师和研究生都可以凭证件借阅馆藏书画真迹，而且借阅时只需在管理员处进行登记即可。倘若果真如萧元所言，那么，馆藏书画的调包还真不是件难事。

　　萧元声称，早在2003年，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藏画进行数字化处理的时候，担任馆长的他第一次进入画库时就发现，有些藏画已经被掉包了。但他“出于贪念，并未吱声”，反而受此启发，找到了一条临摹掉包的发财捷径。萧元还提到，掉包现象在他任职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停止过。他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就发现，自己多年前用于调包的伪作，又被别人当作真迹“二次调包”，换入的则是伪造得更为拙劣的赝品，“因为画技拙劣，我一眼就看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曾向办案人员指出这一发现，但并没有引起重视。假如不是因为广州美术学院校友在某次拍卖会上发现上拍书画钤有广州美术学院的印章，并举报到学校，那么，涉案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的这起馆藏书画调包案可能依旧还未东窗事发。

　　事实上，笔者就多次听说，某地文化馆馆藏的齐白石书画不翼而飞，某某纪念馆馆藏的张大千书画由真变假，某某图书馆上款的郭沫若书法现身拍卖会场……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对馆藏书画进行全方位的鉴证备案和数据库建设不仅可以摸清馆藏家底，而且可以防止偷梁换柱，是解决当前诸多问题，预防管理漏洞的关键，可以说是刻不容缓。

　　从技术上讲，早在2008年，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艺术品科研中心主任尹毅就带领其科研团队开始了中国书画防伪备案的新技术研究。他们发现：第一，在微观条件下，每一张宣纸类书画纸的任何一处纤维形貌都是唯一的。由于这种微观形貌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天然纤维自身的特殊性和特定生产工艺的偶然性所形成的独特结构状态，因此，目前的技术尚无能力复制书画纸张纤维结构的微观形貌。第二，除了纸纤维结构的独特性，墨、色和印迹融合于书画纸独一无二的纤维结构后所形成的微观形态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个“独一无二”状态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件书画具有唯一性的微观形貌特征。第三，不同时期、不同产地和不同品种的书画材料的内部物质成分各有差异，而各种纸、墨、色、印中的不同物质成分又都具有不同时空的烙印，因此，对书画的物质成分进行检测备案，也就具有了防伪意义。根据上述原理，鉴证备案之时，只要在书画画面的特定位置采集微观形貌和物质成分的数据并将其录入数据库，就可以成为日后比对识别的“铁证”。随着该项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技术应用于实际指日可待。

　　欣闻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工程正在各地推进，这项工程有望在三年内摸清各地公立美术馆的家底。在笔者看来，相关主管部门在大力推动各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和纪念馆等收藏单位全面锁定现有馆藏书画的基本信息，乃至构建馆藏书画备案管理体系时，还应在两个环节加强管理：一是藏品出库和入库环节，必须比对数据，明确把关责任，防止偷梁换柱；二是单位负责人和保管责任人工作变动时，必须进行馆藏藏品的“审计”，从而明晰每一时期的管理责任，防止糊涂账的出现。

　　（作者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创意产业委员会副主席、艺术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