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淼董世梅

　　6月16日，在四川成都温江区万春镇天乡路社区，挂了近8年的“天乡路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铭牌，已蒙上一层蛛网。

　　社区会议室里，刘春正在参加烹调就业培训，飞快地切着葱花，作为失地农民，他正为转型努力；尹春燕则站在置信职业培训学校讲堂里，讲授着物业管理，7年前她还是普通农妇，从保洁员做起，目前已是置信学校专职讲师。

　　持股进城拿高薪，社里年年领分红，刘春和尹春燕两位合作社股东，已变成“有资产”的新型农民。作为改革先行者，温江不仅成为全省首批集体股改试点，还被国家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试点。许多人将因此改变命运。

　　然而，改变之路并不平坦。

　　不是法人，银行不给开户，咋突破？

　　借“壳”入市蹚出曲线救国新路

　　天乡路社区，全省集体股改首批试点。

　　2007年，作为统筹城乡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社区启动“两股一改”，将集体资产量化颁证到人。当年10月30日，天乡路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宣告成立。

　　热闹之后有些尴尬。区里给了块牌子，给了枚公章，但给不了法人身份。首任董事长王世军喜滋滋地跑到工商局登记注册，迎头碰壁：法无依据！他又试了几次，甚至请区委书记出马，结局依然。“不是市场法人，就不能签订经济合同，不能在银行开户，出现经济纠纷也得不到法律保护。”王世军想起社区有个闲置的卫鑫置业公司，于是，合作社出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借卫鑫置业公司“壳”入市。

　　新困扰接踵而至。不久，温江改革乡镇对村级账户资金的“双代管”，将资金交还村集体。“但集体经济组织没账户，钱就回不来。”温江区农发局农经科科长黄凤华说，形势逼得不变通不行。

　　2012年，温江在全省率先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蹚出一条“曲线救国”新路——由区农发局向天乡路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颁发组织证明书，合作社再向区质监部门申报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便可在银行开户。“当时区质监局还专门向国家局请示，把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其他类’才解决问题。”黄凤华表示。

　　合作社牌子已挂了快8年，但市场主体困扰一直伴随。王世军介绍，如由合作公司代交商铺等各种税，一年有80多万元，压力很大，此前预期的租金迟迟涨不起来，“如果合作社成了法人，就能享受各种优惠。”

　　“馍馍”做大，更多权能赋予，咋探索？

　　试水有偿退出、继承和抵押、担保权能

　　“入市难”化解后，王世军的头等大事变成做大“馍馍”。

　　天乡路社区毗邻国色天乡乐园。合作社探索委托经营、合作经营、自主运营、战略合作和劳务合作，“一鸡五吃”保增收。

　　天乡后街上店铺林立。这3.6万平方米商铺正是集体家底之一。担心自身能力不足，合作社委托专业的福建金川公司统一打造运营。几年下来，租金每平方米涨了5元。创新BOT模式，将18亩集体建设土地交金川公司投资修建天乡农贸市场。“所有权归合作社，金川有40年经营权，每年支付递增红利。”社区副主任刘丽介绍。

　　合作社还为辖区内国色天乡、永辉超市等开展定制劳务合作，为小区提供物管服务，并经营国色天乡一处非机动停车场。

　　如今，集体“馍馍”已做大到5500万元。去年，合作社营业收入1500余万元，除去提留和支付股东医疗统筹费，人均分红4000余元，社区人均纯收入更是高达24500元。“在保障收益权基础上，我们在万春等地探索有偿退出、继承及抵押、担保权能。”黄凤华介绍，改革不断破冰。

　　继承转让已有十多起。社区人员余淑英卖掉铺面股权买了社保，另一位社区人员税建华去世后，经公证股份由已是城镇户口的儿子继承。“规定须在内部成员间转让，或由本集体经济赎回。”黄凤华表示。但随着城镇化加快，加上特殊情况，已有所突破。

　　王世军表示，为改变简单出租模式，正在谈一个养老中心项目，带动商业街升级添人气。随着资金需求增加，尝试抵押贷款也将提上日程。

　　缺少话语权，集体要做大，咋创新？

　　期待集体直接参与项目谈判

　　王世军坦言，虽然改革走在前头，但“蛋糕”远没达到“应有的”那么大，“关键是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足够话语权！”

　　他曾赴浙江、广东等地“取经”，看到这些地方很早出台管理办法，解决法人问题，有的政策让人“眼红”。“人家征地要按比例留给集体自营，盖写字楼、修酒店、建加工园区，一年赚好几亿，留地政策带来巨大红利。”

　　黄凤华也曾跟北京海淀区同行们交流过，一比吓一跳：海淀区集体资产1000多亿元，成都只有50多亿，温江仅4亿元。

　　而背靠国色天乡大树，合作社却没吃够旅游经济“蛋糕”。王世军分析，主要是合作社没机会直接参与项目谈判，长期合作机制没建起来，要么卖地，要么租地，太单一。

　　市场运作中话语权也不足。虽然形式上政经分离，但合作社岗位还是由社区两委兼任。“两委肯定强调服务，但合作社理念是赚钱。”兼任社区书记的王世军多次想请个职业经理人操盘，但不菲的工资让合作社为难。

　　市场风险更是担不起。国色天乡曾准备将部分游乐设备由合作社投资运营。但董事会反复讨论也不敢拿主意。“哪个敢把资金压上去啊，万一把股东老本都折进去咋办？”王世军陷入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