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许多国际友人积极参加到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从心灵到行为，都完全融入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背景和职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有极强的正义感，为中国抗战的道义感召力所感染，都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战事业，他们成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请看他们在中国抗战中的“际遇”和“感受”：1939年，爱泼斯坦在伦敦出版首部著作《人民之战》，这位24岁的记者在书中坚信“中国人民有着赢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潜力”。在抗日战争末期，爱泼斯坦的著作《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札记》相继在美国出版。“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

　　王安娜是德国人，在德国就参加过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后与中国留学生王炳南结为伴侣，“嫁给革命的中国”。1936年12月，王安娜在西安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我在市中心古老的鼓楼上看到士兵、学生和工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无数农民握着旧式步枪和传统的红缨枪，组成了威武雄壮的队伍，正在通过城门向前行进。星星之火一经点燃，顿时燃成熊熊火焰，这是值得惊叹的！”

　　海伦和埃德加·斯诺都是以美国记者身份来到中国，他们耳闻目睹了战争中中国的方方面面，对老百姓充满了深刻同情。海伦在其著作《续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的劳动阶级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对生活索求不高，但奉献比任何人都多。他们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对任何活计都能干得很好。对他们了解得越多，就会越欣赏他们，就会希望看到他们得到应该得到的生活地位。” 埃德加的《西行漫记》和海伦的《续西行漫记》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搭建了桥梁。

　　史沫特莱是美国记者和作家，她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她觉得与八路军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宁愿过这种每天淡饭一碗的艰苦生活，而不稀罕那个‘文明’所能给予我的一切”。“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这是史沫特莱对八路军怀有的深沉感情。

　　卡尔逊是美国在中国的军事联络官，负有向总统罗斯福密折专送之责。1937—1938年，卡尔逊两次深入华北，考察时间累计5个月，行程达4000多公里，考察区域包括山西、山东、河南和陕北等地。他在山西八路军总部见到朱德等领导人，了解抗击日军情况、探讨八路军政治思想工作。他认为八路军政治教育工作不仅仅是为打胜仗，更注重教育人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人。

　　上述国际友人，之所以对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产生如此强烈的认同，是因为他们真正深入到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是因为他们对当时苦难的中国民众怀有深深的同情，也源于他们自身的道义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说，在西方世界，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长期以来都是相当负面的，“吃小孩子的邪恶者”“吐火的龙”等等就是当时西方流行的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图腾。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战斗中，中国的形象开始转向正面。上述国际友人，正是突破西方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的先驱者。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他们对中国的感觉和判断是正确的，他们是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的先知先觉者。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人与国际友人的交往方式也值得一说。通过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记述不难看出， 同他们交往交谈的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指战员们是何等的乐观、何等的自信、何等的坦率、何等的活泼有趣。敢以真面目示人，是一种真正的精神自信，也是最具感染力的表现方式。正是这种质朴坦诚的感染力，让许多外国人成为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同情者、认同者、参与者。（黄晴）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20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