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我这样不要脸的吧”

　　“敢开除我”

　　很难相信如此嚣张的言语竟然出自科研圈中人，而且是在剽窃行为被发现的情况下。

　　日前，认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院”的新浪微博博主“刘钢”在多位网友、学者的批判声中，承认了其7月8日发表在科学网上一篇介绍“天堂手术”的文章盗用了吕洛衿于7月2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针对网友的质疑，刘钢的傲慢回复和言论再次引发舆论对学术不端的热议。

　　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学术剽窃、造假现象席卷一流学府及科研机构，令不少学界大佬蒙羞，然而造假之风却没有因此消停，甚至由此滋生出“黑论文经济”。不少学者表示，造假屡禁不止，不但破坏学术生态，还会对大学生及年轻的科研从业者养成严谨的治学之风带来负面影响。

　　嚣张“李鬼”引万人声讨

　　7月10日，微博名为“勿怪幸”的《换头术，最大的难点在哪里》一文作者吕洛衿在新浪微博上贴出刘钢文章“盗用”截图，称“太不像一个科学人该做的”。随后，刘钢在微博中回复，如“没见过我这样不要脸的吧”“敢开除我”等言论引起上万名网友的声讨。

　　记者梳理网民观点发现，部分人认为学术造假、文章剽窃严重污染学术生态，重创学术界的威信；另一部分认为，盗用他人观点，并且行为被曝光，至少应该诚恳的承认错误并道歉。

　　而刘钢一句“我承认那篇文章就是剽窃了，又当何如”的言论无疑再次激怒网民，微博名为“Speckles＿窝囊废”贴出刘钢2014年针对学术不端现象的反思文章《中国科研成果评价的反思》，对剽窃行为的批判看法。出人意料的是，有网友发现，这篇反思文章同为抄袭，段落引自时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写于2010年的博客文章《科学上的不正当行为》。

　　尽管这一事件随着刘钢微博搬家，并发贴称“抄袭犯刘钢已改名”而告一段落，但由此引出的学术造假话题仍发人深省。

　　这并不是学术造假第一次引起人们的口诛笔伐。记者统计发现，近5年来，仅被媒体曝光的国内学术造假事件就高达二十余例，其中不乏国内一流学府及权威科研院所的资深学者，甚至还有人因“一路抄袭”丢掉学位、职位甚至官位。

　　2009年，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论文造假被开除出教师队伍；2012年，获得国际设计“红点奖”的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石元伍被曝出获奖作品是抄袭学生毕业设计；2013年11月，重庆大学教授刘洪彪因抄袭论文被免去其所担任的所有职务；2014年5月，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世友因多篇论文造假被学校解聘；2015年3月，北京大学世界历史专业博士于艳茹因发表在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的论文大篇幅抄袭国外专著而被撤销博士学位……

　　今年初，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医疗科学文献出版商日前以“伪造”同行评审为由撤回43篇论文，其中41篇是中国作者，分别来自38家中国医院，更令人侧目的是，一众“名医”与“名院”赫然在列。

　　畸形评价机制受质疑

　　科研学者无心学术创新，学术造假屡见不鲜，究竟谁之过？

　　受访学者认为，学术界竞争白热化、创新需求水涨船高，“不发表即出局”与“非升必走”的科研与职称的双重压力致使学者必须重视论文发表，然而目前科研水平的限制和整体科研氛围的缺乏，导致不少科研人员无力潜心研究，是“剽窃门”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提供的数据显示，ESI高被引作者从2002年的7人增加到2015年的141人，学科前沿领域带头人数有了一定增幅，意味着虽然我国科研经费投入有所增加，科技设施和环境不断优化，但我国基础研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科学研究的生产力与创新力却乏善可陈。

　　同时，不甚规范的学术评价体系、不甚科学的量化学术评价标准，也是诱发“学术不端”的重要原因。走门路、找枪手、买版面、明抄袭，多少暴露出有晋升和科研需求的学者的侥幸，在学位、职称、荣誉的诱惑面前，部分学者铤而走险。

　　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去年底曾发布调查文章称，目前权威科学期刊上的学术抄袭问题严重，其中涉嫌论文造假多数来自中国。该杂志甚至点名道姓地指出，中国存在批量生产论文的“论文工厂”，只要花钱就可以将自己的名字挂到该机构生产的论文上。

　　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早在几年前就有研究报告称，我国买卖论文已形成产业，交易规模在2009年就已达10亿元。

　　有学者指出，之所以出现论文买卖，是因为有旺盛的撰写论文、发表论文的需求。而对论文的旺盛需求，则源于我国高度行政化、功利化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

　　我国对教师、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评价，当前都用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哪一期刊、发表的数量等指标来衡量，这在客观上制造了旺盛的论文发表需求。为通过毕业答辩、通过职称评审或年终考核，一些人不得不想办法发表论文。有些人和机构从中发现“商机”，论文买卖因此出现。

　　在畸形的数量考核指标体系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科技论文数量飙升，但很多论文都只用于职称评审和考核，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有院士曾直言，我国论文90%以上是垃圾论文。

　　“治污”不能单靠道德自律

　　学术研究是创造新知识、新观念的过程，讲究的是对现有理论、观点、技术的超越与创新。然而，当今学术界的抄袭之风屡禁不止，学生抄、老师抄、研究人员抄，甚至院士也抄，辱没了学术声誉，纵容着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的社会风气。如此下去，必然损害整个民族的创造力。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说，学术剽窃盛行与学术诚信制度及学术不端处理机制不健全有关，同时也与写作引用规范训练不足、版权法律意识淡薄有关。

　　在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学术免不了沦为科研者换取荣誉、谋取官位和财富的手段，加上学术规范的缺位，论文剽窃等行为蔚然成风也便不难理解，但这并不能成为学术造假的理由。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赵国庆等专家认为，根据学术剽窃的动因不同要区别对待，如果发生非故意剽窃，需以加强学术规范的宣传教育为主；针对因学位、考核、职称等的学术剽窃，应在制度设计上予以规定，如分类培养和分类考核；对于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应降低论文发表要求；对于急功近利“有意为之”的学术剽窃，需加强惩处力度，提高学术腐败成本。做到让不小心者不会为、不情愿者不需为、有意为者不敢为，维护清正的学术之风。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韩宝生曾对媒体表示，打击学术造假，仅靠道德约束难以遏制，必须依靠制度约束，“重典”不可或缺。韩宝生说，目前国内对学术造假的主要做法大多是道德谴责，学术造假成功获得的巨大名利与可能受到的处罚相比，风险小成本低，我国法律在打击学术造假方面明显滞后。道德自律不是万能的，只有依靠制度约束，发挥社会监督和法治力量，才能使学者不愿、不敢也不能够违背学术道德，学术造假的坏风气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改变滋生造假的土壤，改变目前以论文数量为主的考核导向，建立以论文质量为导向的考核体系，从源头上扭转功利化的学术风气。”韩宝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