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刊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健）

　　日本“安倍经济学”自提出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取得了一些效果，也存在和遗留一些问题。总的来看，这些效果大多是与提升短期景气和缩小供需缺口相联系的，这说明“安倍经济学”在解决日本经济眼前问题上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在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和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力方面，至少从目前来看，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应对的内容、措施不充分等问题，“安倍经济学”难以有所作为。

　　“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安倍经济学”的基本想法是通过“大胆的金融政策”（第一支箭）扭转日本经济中的通缩预期，通过“机动的财政政策”（第二支箭）提高实际需求消除供需缺口，在努力摆脱通缩的同时，实行“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第三支箭）来促进增长，重新焕发经济和社会活力。

　　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安倍经济学”取得了一些效果。据日本内阁官房公布的数字，从2012年第四季度到2014年第四季度日本实际GDP累计增长1.5%；2013年9月开始，业况判断指数连续维持正数，2015年3月为7点；至2015年3月末，日经平均指数增长90%；完全失业人数减少50万人；平均月工资额达到过去15年的最高水平；2014年第四季度实际民间最终消费支出按年率增长2.0%；企业经常收益达到过去最高水平，2014年第四季度为17.6万亿日元；企业倒闭数量在时隔24年后再次下降到年间一万家以下，2014年为9731家；女性就业增加了94万人；赴日旅游的外国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14年为1341万人。[1]总的来说，这些效果大多是第一和第二支箭产生出提升短期景气和缩小供需缺口的作用的体现。

　　从表面来看，增长战略即“日本再兴战略”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例如，在“紧急结构改革计划”中提出了“今后三年间设备投资从2012年度的65万亿日元增加10%”的目标，在实现该目标第一年（2013年度）的实际额就达到68万亿日元；在旅游领域提出了“赴日旅游的外国人在2020年达到2000万人以上”的目标，提出目标两年后（2014年）达到了1300万人以上，比2012年增加了400多万人；在就业领域提出了“2020年女性、老年人的就业率分别提高到73%和65%”的目标，在2014年1—11月这两个就业率的平均值就分别达到71%和61%，与2012年相比都分别提高了三个百分点。而从本质来看，这些进步很大程度上还是由第一和第二支箭带来的效果。设备投资的增加是由于宏观的供需缺口缩小、投资减税和补助金的效果，使雷曼冲击时被延迟的需求逐渐显性化。女性和老年人就业率上升也同样是供需缺口缩小的功劳。另外，赴日旅游外国人数的增加虽然有对东盟各国等签证条件放宽因素的作用，但日元大幅贬值仍然是最大的要因。

　　通过第一和第二支箭，“安倍经济学”在应对日本经济短期现实问题的“小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通过第三支箭来应对从根本上增强中长期增长力的“大考”当中，开始的成绩并不理想，实现中长期持续增长的政策和措施并不充分。因此，在“安倍经济学”实施的两年多时间里，也遗留下一些问题。

　　一是财政健全化问题。尽管提出2015年度基础性财政收支赤字额减半、2020年度达到收支平衡的目标，但在现实中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措施被放在靠后的位置。已决定的“把法人实效税率下降到20%左右”以及“延迟再次提高消费税”，哪一个都会使实现财政健全化的目标变得更加遥远。

　　二是内外需求结构问题。尽管日元大幅贬值还在持续，但通常在日本景气恢复上发挥先导作用的出口还是持续低迷。这除了以新兴经济体为中心的海外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以外，也存在以往日元升值促进制造据点海外转移的结构要因的影响。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日本又无法对中长期的内需扩大寄予过大期望。

　　三是能源问题。目前，尽管国际能源、资源价格呈现下降趋势，但在日本企业和家庭活动中由于能源成本增加而加重负担的状况在持续。因核电站事故而根基动摇的日本能源政策现正处于修改和调整过程中。

　　四是潜在增长率问题。在日本经济转入景气恢复局面时，很多领域早早地就面临了人手不足、人才缺乏等问题，供给方面对应能力的下降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要提高潜在增长率就要增加劳动、资本的投入和提高生产性，而这在以往的安倍经济学中表现得并不充分。

　　五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在整体上处于景气恢复发展当中，但中心城市与地方圈的景气状况存在很大差距。在全球化和财政制约增强的情况下，通过吸引企业落户和开展公共事业来活跃地方经济的做法在日本受到了越来越强的约束。

　　当前日本各界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

　　“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也存在和遗留一些问题。所以，日本各界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日本各界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这里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量化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一、在野党和民众的评价

　　在围绕“安倍经济学”的论争当中，在野党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重视竞争原理并以小政府为目标的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在方向性上基本与“安倍经济学”保持同步。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保障政策上重视公共投入并以大政府为志向的民主党、生活党、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从助长差距扩大的观点出发，批判“安倍经济学”的方向性。在2014年底的大选中，在野党也曾试图通过批判“安倍经济学”来动摇安倍政权。

　　大选的结果反映出了民众对“安倍经济学”的基本态度。2014年11月，日本朝日新闻社进行的紧急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与其支持哪个政党存在密切联系。总的来看，认为“安倍经济学”在两年间取得成功的人占30%，而认为失败的人占39%，还有31%的人选择“其他”或未作回答。而根据支持的党派不同，民众的回答存在明显差别。支持自民党的人有55%认为“安倍经济学”取得了成功，只有21%的人认为失败，而无明确支持政党的民众则有18%认为成功，46%认为失败。在认为经济政策取得成功的人当中有64%要把众议院比例选区的票投给自民党，认为失败的人则把选票分散投给民主党、自民党、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维新会。

　　二、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评价

　　学者和研究机构不仅从学术观点上对“安倍经济学”进行了各种评价，而且，也在尝试着对安倍政权的各种经济政策进行量化打分，更加直观地表达出对“安倍经济学”的认知。

　　2015年1月，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对实施两年的安倍经济学进行了打分。如果以100分为满分，安倍经济学的第一、二和三支箭的分数分布分别是35、25和40分。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形成了摆脱通缩的预期和基本形势，虽然2014年10月又追加了量化宽松，但2015年度能否实现物价提高2%的目标尚不明了，所以第一支箭得到30分。虽然两次补充预算发挥了拉升景气的作用，但由于建筑领域的人手不足等情况，存在公共投资执行迟缓和预算未被消化的问题，第二支箭得到20分。尽管在修订的增长战略中增加了法人税改革以及就业、医疗、农业改革等内容，但规制改革的内容不充分，能源等领域的改革还未完全具体化、明确化，所以，第三支箭只得到20分。“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总共得到70分，但考虑到财政再建不透明的负面因素，最终得到65分。而2014年7月对实施一年半的“安倍经济学”进行评价时，最终得分为75分。[2]半年的时间总评价减少了10分，说明了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在下降。

　　三、企业的评价

　　2015年4月“帝国数据银行”公布了企业对“安倍经济学”两年多成果的评价结果，平均得分为64.2分（满分为100分）。具体来看，多数企业认可“明确的经济政策目标指引着日本应该前进的方向”、“低调的时运得到扭转”等明确方向性和使日本社会的氛围转换的做法。此外，还有很多企业提到“通过大幅度量化宽松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努力恢复国内生产”、“既然没有看到完美政策的过去，那么就把现在当作最佳来感受”。

　　同时，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存在差别。“大企业”平均为66.5分，“小规模企业”为62.2分。一些企业提到了“正在放弃地方和中小企业”、“由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大城市和地方的差距扩大，地方中小企业的经营愈发艰难”、“因为在受灾地区以外的地方人手严重不足，引起人工费上升，均衡过于恶化”等问题，对“安倍经济学”以大企业优先、扩大企业间差距的做法不满。

　　总之，尽管日本企业对到目前为止的“安倍经济学”的评价在60分以上，但中小企业和地方对大企业优先的做法的不满情绪在高涨，约30%的企业评价不满60分。[3]

　　“安倍经济学”会走向何方？

　　2014年11月，日本政府决定对再次提高消费税进行延期。同年12月1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宣布，将日本主权债务评级由AA3下调至A1。调低评级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由于消费税增税延期致使日本在实现削减财政赤字目标上的不确定性上升，而且也因为通过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在提高，即“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严峻的日本经济现实和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担心，促使安倍政权对“安倍经济学”进行调整和升级。

　　要克服长达15年的通货紧缩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政治资本做保障。通过2014年底的选举，安倍晋三得到了这些保障。政权支持率再度上升，在2015年的统一地方选举和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几乎不存在风险。安倍在今后数年中稳坐首相宝座，保证了“安倍经济学”能够继续推行。但是，安倍政权在维持现有的政策路线下，一定会根据形势变化对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增长战略进行随机应变地调整。同时，把主力逐渐转向第三支箭，不仅要加速实施增长战略，而且还会对备受批评的不充分的内容和措施进行补充和强化，即升级到“安倍经济学2.0”。

　　那么，调整和升级的“安倍经济学”到底会把日本经济引向何处呢？如果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存在四种可能的情景。[4]

　　一是继续通缩的情景。尽管“安倍经济学”一定程度扭转了长期压在日本人心里的通缩预期，但是，日本经济还是存在继续通缩的可能。这是因为，目前缓解通缩压力的主要手段是日元贬值使进口物价上升和追加财政支出改善供需缺口，这些手段难以长期持续。如果日元贬值诱导和追加财政支出受限，那么，由其推动的通胀率上升也就缺乏后劲。同时，由于增长战略的效果也被限定，潜在增长率仍然处于低水平。这时，日本经济就可能再次陷入通缩。

　　二是金融压抑的情景。通过中央银行融资持续追加财政支出可能会摆脱通缩，但同时必须把长期利率压抑在较低的水平。这是因为，日本当前的均衡实际利率为1%左右，如果加入2%通胀预期（摆脱通缩的基本目标），长期利率至少要上升到3%，再把风险溢价考虑进来，就会有上升到4%—5%的风险。公共债务膨胀到GDP的2倍以上的日本，如果长期利率高腾，财政破产概率就会急速提高。为了避免财政危机，日本银行和政府就必须为长期利率设置默认的上限。

　　三是高通胀率的情景。在使用货币化手段来压缩国债规模时，就可能产生高通胀率。这是因为，在短期内难以通过增税和削减财政支出来有效压缩国债规模的情况下，日本很可能在维持较温和通胀的同时压低长期利率（金融压抑是货币化手段的表现）。当利率低于通胀率时就产生了通胀税，基于通胀税的公共债务就被化解了。但这时由于市场厌恶负的实际利率，把资金向海外转移，货币贬值和通胀加速的恶性循环持续，结果可能形成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

　　四是“美好结局”的情景。当增长战略取得巨大成功时，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增长预期得到恢复，家庭和企业支出增加，供需缺口得到有效改善，完全消除通缩状况。

　　从目前“安倍经济学”的走向来看，第二种情景发生的可能性最大。对于好不容易取得的暂时摆脱通缩的成果，安倍政权一定会力争保住。在增长战略不能马上见效的前提下，最有可能的就是在金融压抑下继续追加财政支出，但这样做就远离了实现财政健全化的目标。第一种情景发生的可能性也较大。日本经历了长达15年的通缩时代，结构性问题是根本原因，如果结构改革进展不利，再加上财政、金融手段受限，很可能回到持续通缩的时代。第三种情景发生的可能性较小。过去30年间日本的平均通胀率为0.6%，社会不一定能容忍4%—5%的温和通胀。如果形成两位数的通胀率，不仅是宏观经济，整个社会也会相当不稳定。第四种情景是以增长战略取得巨大成功为前提的，目前来看实现这个前提的可能性也不大。即使实现了“美好结局”的情景，公共债务、社会保障等问题也未必能有效解决。日本公共债务持续膨胀的最大原因是领取社会保障支付的老年人急速增加，而承担负担的现役劳动者在减少。只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摆脱通缩难以有效解决这些长期结构性问题。

　　“安倍经济学”背后有着深厚的民族主义基础并体现出深远的历史背景，所以，对其不能只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还要考虑政治因素。日本要想重新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显然不满足于单纯做一个经济强国，更何况其经济优势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样，安倍政权就把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相结合，形成综合的手段体系来实现国家战略。并且，在现实中呈现出从经济优先向修宪等政治议题为中心转移的倾向。安倍本人在经济上的造诣远不如在政治上深厚，又缺乏激情，所以，经济政策大多委托给身边的顾问、高参，自己则致力于其他想实现的政策。[5]安倍公开表明，“我的经济政策，就是我政治意愿的写照”。[6]当前，安倍内阁扭转经济颓势的政策，其实也是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日本的国际地位。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初明治维新时的一句标准口号“富国强兵”，所以，有人把“安倍经济学”称为“平成版富国强兵政策”。如果“安倍经济学”不剔除经济为政治、军事服务的思想，不仅其自身难以取得中长期效果，还会助推日本再次陷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