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发表了题为《金融与山西经济振兴》的大块文章后，很多山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曾经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界牛耳百余年的山西票号。

　　事实上，作为山西省的一把手，王儒林通过对《金融与山西经济振兴》一文，为山西经济未来的发展高瞻远瞩地指明了路径，这几乎是近一段时期以来，王儒林在各种场合针对山西经济与金融业的关系，所作出的最为全面、系统的归纳总结。

　　目前，山西经济饱受金融瓶颈制约之苦，其中，尤其是山西的民营企业难以从金融业获得满意的支持。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因此在数百年前晋商纵横天下的时候，山西人在哪里做生意，哪里就有晋商创办的票号。可以说，晋商的兴盛离不开票号，新晋商的辉煌离不开金融业。

　　因此，当6月16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发表了题为《金融与山西经济振兴》的大块文章后，很多山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曾经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界牛耳百余年的山西票号。

　　事实上，作为山西省的一把手，王儒林通过对《金融与山西经济振兴》一文，为山西经济未来的发展高瞻远瞩地指明了路径，这几乎是近一段时期以来，王儒林在各种场合针对山西经济与金融业的关系，所作出的最为全面、系统的归纳总结。

　　目前，山西经济饱受金融瓶颈制约之苦，其中，尤其是山西的民营企业难以从金融业获得满意的支持。有调查显示，目前山西的民营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金短缺压力，有近九成民营企业反映融资困难。然而，山西省的民营企业支撑着山西经济的半壁江山，可以说，不解决山西民营企业面临的金融困境，就无法振兴山西经济。

　　银行贷款难，只好借高利贷

　　高峻嶒是山西一家年销售额达数亿元的从事煤炭运销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的工作除了日常的一些经营管理之外，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借钱上。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的总经理最主要的工作重点也是放在借钱上。由于资金紧缺，这家公司的业务不仅数年来难以扩大，而且受到近期银行对贷款的控制，业务量甚至还有萎缩的可能。因此，公司的总经理不得不常年致力于大资金的筹措上，而他则负责偶尔急需的小资金。为此，他不仅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维护着与几家银行的关系，而当从银行难以借到钱的时候，他不得不从自己的亲朋好友间转借，很多时候，甚至不得不借些高利贷应急，“最高的时候，我借过一个月8分的高利贷！”

　　调查显示，今年以来，由于山西省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部门呈现出“行业恐贷、员工恐贷”的局面。不仅信贷规模大幅缩减，对煤焦铁、家装建材、房地产等产业拖贷、压贷、抽贷等现象屡禁不止，导致一些原本运转正常、效益较好的民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停产甚至破产，甚至一些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企业也被殃及池鱼，错失发展良机。

　　据了解，在信贷总量控制情况下，大多数商业银行会优先保证大企业、大项目的贷款需求，普遍对民营中小微企业持谨慎严格的态度。由于很难得到银行贷款，这些企业只有转向小额贷款公司，甚至民间高利贷等途径，这对本小利薄的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般来说，股份制银行贷款利率普遍在10%-20%，小贷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率普遍在20%-30%，高出基准利率2-4倍，而民间的高利贷至少在40%-50%以上。高昂的融资成本不断蚕食企业利润。

　　另一个严重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是银行贷款的“倒贷”。据了解，企业办理“倒贷”手续一般需要2-3个月，有的甚至长达半年之久。因此为避免企业信用不被降级，在此期间，企业不得不依赖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向社会各方筹集“过桥”资金，有时利率高达3‰/天，推高了融资成本。

　　此外，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普遍缺乏有效抵押和担保，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土地手续不全，厂房等土地附着物变现能力弱，机器设备等固定物资抵押率设定较低，没有合适的抵押质押物，加之，中小微企业互联互保认可度较低，容易出现“同生共死、一损俱损”的情况，难以获得银行贷款。

　　银企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目前，“金融”二字成为了山西热词，这与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直接相关。自履职山西以来，王儒林跑遍山西各地调研，因此手中掌握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也由此找出了山西经济困局的症结。王儒林说，银企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败俱败。因为据调查，目前潜在的存量风险，远远大于已经暴露的风险，一旦处置不好，银企关系势必陷入恶性循环，甚至会出现企业倒闭、银行贷款血本无归。

　　所以，针对制约山西经济发展金融改革的突出矛盾，为明确未来工作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王儒林书记提出，要充分认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兴则经济兴，要着力解决制约金融振兴的突出问题，确保金融振兴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末，山西要将金融业增加值占到GDP比重的10%，这意味着山西将使金融业成为全省的基础性和关键产业。通常，占GDP的比重达到5%的行业就可称为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10%的产业即为支柱产业。2014年末，山西省的金融增加值为897亿元，占GDP比重是7%。根据测算，到2020年山西省的GDP将从目前1.27万亿达到1.6万亿的目标，为此，山西省的金融业增加值要达到1600亿元，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基础上增加将近一倍。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潘云表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器。金融又是一把双刃剑，在急剧提升其对经济体资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的同时，也迅速提升与积累其自身的风险，金融总量的失控，金融风险的发生，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而在山西省目前金融体系还不够健全、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作用，利用政府信用实现对资金导向的倡导机制与矫正补充机制，无疑对走出当下经济运行困境、推动实体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山西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刘兆征说，这是“久旱”的山西经济迎来的一场“及时雨”：从传统到现代、从低级到高级是产业发展的自然法则。多年来，山西省“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迫切要求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而金融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机制，对产业转型升级可以发挥引导、激励功能。

　　金融振兴可以晋商票号为借鉴

　　一个月之前，山西海鑫集团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这标志着这个曾经是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正式步入了破产轨道，再无翻身机会。而两年多之前的2014年3月底，海鑫钢铁未能偿还30亿逾期银行贷款，遭到金融机构轮番起诉，且无人愿意接手海鑫集团进行重组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表面看，海鑫破产倒闭的直接原因是融资发生了困难，未能偿还30亿逾期银行贷款才引发了群起效应，最终导致走上了“不归路”，如果当时有大笔的资金注入，或许海鑫可以有个喘息的机会等待东山再起；但在另一方面，除了市场萎靡的因素，涉嫌造假账、偷逃税款、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转移资产，在诚信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儿戏，海鑫的破产倒闭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紧随海鑫之后，发生在山西吕梁，因联盛集团债务危机以及与联盛集团融资互保，而可能引发的一场紧接一场的信用崩塌，更是对未来山西金融振兴提前发出的警示。据称，当时9家民企为联盛集团提供互相担保的资金达150多亿，曾经一度想要效仿海鑫集体违约。

　　王儒林在全省金融振兴推进大会上指出：“晋商成为十大商帮之首，货通天下、汇通天下，驰骋商界500年，靠的就是信用。”因此，山西要想实现全面的金融振兴，不仅需要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更需要借鉴明清晋商的经营理念和成功经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重建诚信为本的信念。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刘建生表示，明清晋商驰骋商界500年，所立票号曾“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其成功经验对山西省金融振兴极具借鉴的意义：其一，晋商是将金融业作为自己的一大产业进行经营，其先决条件是必须有雄厚的商业资本做支撑，必须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繁荣的金融业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山西作为资源大省，可以依托资源优势发展自己的金融业，并强化金融业对各种产业的服务功能。其二，晋商金融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其独特创新的经营管理方式：票号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拥有权责明确、赏罚分明的人事管理，风险防范机制严谨缜密，汇兑、存款、贷款等具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其三，晋商金融业的发展与“诚信为本、用户至上”的信用制度关联密切。随着社会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建立相应的信用制度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就显得尤其必要。同时，信用制度的完善与否又会影响商品交易的进展，而金融产业的发展最需要完善的就是信用制度体系。

　　山西经济要振兴，必须依靠金融业的振兴，而金融业的振兴，又必须以诚信为命脉，王儒林说，“与历史上的晋商相比，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我们在诚信上出了问题。我们提出重塑山西形象，就包括必须下大功夫，继承晋商优良传统，重塑山西诚信新形象。坚持不懈努力建成全省社会信用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完善信用奖惩机制。对那些无视诚信、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和个人，不仅要加大惩处力度，有的还要公开曝光，让他们付出代价”。